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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月港地处九龙江中下游至入海口处，因其“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而名。月港作为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海丝”始发港，拥有187条通往东西二洋的直接国际海上贸易航线，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经济文化往来，成为中国在明朝时期的世界贸易中心，素有“陶瓷之路”、“闽南一大都会”、“天子南库”美誉，在那个年代漳州月港独领风骚。月港贸易促使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最早接触与融合，极大地带动了当时漳州与闽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繁荣发展，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海洋贸易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古代“四大商港”。今天在国家打造“一带一路”的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漳州，将把月港作为“新海丝”长卷中的重要节点，擦亮漳州月港这张世界级的历史名片，积极主动融入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把月港通商蕴含的“海丝精神”发扬光大，具有独特而深远意义。

    习近平主席曾多次提及中拉“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之船”。这条海上丝路始于16世纪中叶，以中国福建为起点，途经菲律宾马尼拉，横跨太平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中拉通过这条海上丝路，以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交换美洲的玉米、土豆、辣椒，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交流。“中国之船”航行在蓝色的大洋里，连接起中拉人民的情感，成为双方共同的美好记忆。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人类首次海上环行，自此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两个新兴的海上霸权国家，为协调利益，罗马教皇于1493年主持调停，划线（史称“教皇子午线”）均分两国的海洋利益。西班牙主要在“西印度”经营，葡萄牙主要在“东印度”经营，西班牙人遂于1565年绕道美洲大陆占领菲律宾，葡萄牙人1557年绕道好望角建立了澳门殖民地。彼时，明朝政府经“嘉靖倭寇”侵扰，厉行“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取消官办通商口岸，严厉禁止私人出海贸易，泉州后渚港迅速走向衰落。由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引起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海洋势力汹涌东来，大大冲击了大明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诱发沿海地区民间贸易崛起。中国沿海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以“走私”的形式冒险出海，同时千方百计地寻找“海禁”的薄弱环节，以建立外贸基地。漳州九龙江出海口的月港虽不是天然良港，却因“僻处海隅，俗如化外”，“官司隔远，威令不到”而成为明王朝禁海时期，民间商贩走私贸易的天然场所。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下蕃，交通外国。”从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以前悄然而起，历经景泰、成化崛起，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请开海禁”并获准许，实行了近100年的海禁宣告解除，转为有限的开放。明朝在月港开设“洋市”，建制海澄县，部分开放海禁，明万历中期达到全盛，拥有18条航线，通往东南亚与西亚、拉美、欧洲等47个国家与地区，一时间“海舶鳞集，商贾咸聚”，《明实录》记载“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明万历后期转入衰落，至明崇祯六年（1633年）关闭月港洋市，月港贸易前后持续200多年，最辉煌的岁月有半个多世纪。

    漳州月港作为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港口，也是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月港出去的物品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砂糖、纸张、果品、铁器等大量出口到日本，东南亚、欧洲和新大陆。尤其是漳州窑瓷，欧洲设计，漳州生产，来样加工，中西合璧，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型”瓷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克拉克”瓷，它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很受欧洲上流社会青睐，比如青花大盘经常是一盘难求。近年来，中外水下沉船考古及遗址出土文物都见证了漳州月港贸易史迹，如打捞龙海“白洋礁一号”沉船发现满载漳州瓷器，国家水下考古队从“南澳一号”古沉船打捞出10000多件瓷器中8000多件为漳州瓷器。从月港进来的物品主要有白银、香料、珠宝、大米等，据《东西洋考》所录达114种，品种之多超过历代名港。尤其是白银，丝绸之路在将中国以丝绸为主的商品大量销往海外的同时，为中国输入了大批白银。据国外有关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从漳州月港运到菲律宾马尼拉，再由大帆船转贩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每次中国商品到达之后，当地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用白银交换中国丝绸等商品，形成了110里长的“中国路”。连当时的秘鲁国王都感慨地说“中国可以用南美来的堆积如山的白银盖一座皇宫”。资料表明，从16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全球（主要是美洲和日本）生产的白银有50%通过贸易流入月港后，在闽南一带流通的番银多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漳州民间尚有大量的“番银”留存，这些“番银”成为漳州“海丝”贸易的重要物证。

    1565年10月8日，从漳州月港出发往菲律宾马尼拉的“圣巴勃罗”号大帆船，满载着丝绸、珠宝、瓷器、麝香等中国货物，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开辟了一条从中国经马尼拉再到阿卡普尔科的贸易航线，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遥远的美洲大陆。此后数百年间，从中国经马尼拉再到阿卡普尔科的商船频繁往返，形成了在中拉贸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太平洋丝绸之路，而满载着中国商品的大帆船，也被墨西哥人习惯地称为“中国船”。正是有这段因船而兴的历史，阿市人对“中国之船”的特殊感情并未被岁月的潮起潮落所冲蚀。相反，“中国之船”已经连同当地每年11月17日的“中国之船节”，圣迭戈堡垒中的历史文物以及百姓间代代相传的中国传说一起，凝结成阿市民众心底最深情的期盼和向往。中国以丝绸为主的纺织品和瓷器运到阿卡普尔科，再转运至美洲各地，换回大量墨西哥银元，完成了中拉交流史上的“银丝对流”。同时，原产于美洲大陆的玉米、马铃薯等作物首次从漳州月港进入中国，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种植结构，解决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共同开启了全球第一波全球化的大门，这条经由月港经菲律宾马尼拉连接中拉、中美、中欧的古老航线世称马尼拉大帆船海上丝绸之路。2009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定位“马尼拉国际帆船节”，目前西班牙和中国学者都希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申遗为世界文化遗产。　

    1567年，中国明朝施行“隆庆开海”政策，福建省漳州月港作为唯一法定外贸港口向世界开放，由此中、西两国人民共同开辟了“马尼拉大帆船商贸航线”。航行在这条航线的大帆船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船”或“丝船”。它惠及沿途各国，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标志。目前在塞维利亚西印度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大航海时期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西班牙的海军博物馆依旧展放着远道而来的漳州瓷器，瓦伦西亚丝绸博物馆还保留着海上贸易的昔日辉煌。在西班牙和菲律宾发现了西班牙最古老的字典--《西班牙－华语词典》和《漳州话语法》。每年11月墨西哥阿卡普尔卡市都会举办传统的“中国船”节。这都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据和生动体现。

    漳州月港在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兴起和繁盛掀开了中国海外贸易史新的一页。月港前后仅200多年，鼎盛时期不过一甲子60年，但它所具有的民间性、唯一性、合法性，是国内其他贸易港口无法替代的。特别是月港特殊地理区位、民间港口贸易形式、丰富精美的贸易输出商品、杰出的海商人物代表，在中国和世界海洋贸易交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缺失的角色，填补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程的空白。

    漳州月港由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催生了“隆庆开关”，最后取得合法海外贸易权，具有民间与官办海洋贸易双重性质，在“海丝”链条上独一无二。月港海外贸易秉承“以民为本、创新求生”的民间自我变革，首次以民间资本和白银为结算货币交易，确立中国银本位制，构建以白银为货币的世界贸易网络；月港海外贸易横跨两洋（太平洋、大西洋）三洲（欧洲、美洲、亚洲），开辟了世界大航海时代中国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条跨太平洋“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促使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最早的直接接触，大大繁荣了亚、美、欧三大洲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太平洋大航海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增进了亚、美、欧三大洲人民的文化交流与情感融合，让中国第一次分享到全球化的成果；月港贸易把欧洲人刚发现的番薯、烟草、花生等美洲特产初次传到中国，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初期萌芽；1567年的“隆庆开关”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闽南商人聚集到月港这个大舞台上，引领了中国第一次全球化！

    1、月港开创了世界民间海外贸易的先河。从宣德元年（1426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漳州月港至少维持了二个多世纪，具有民间与官办海洋贸易双重性质，促成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高潮，打破原有的封建朝贡制度与海洋贸易体系，实行民间海外自由贸易，以合法的民间贸易港的身份侪居名港之列，在“海丝”链条上独一无二，抒写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一页。它结束了明代前期维持近200年的朝贡贸易，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持续近1000多年的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国海外贸易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月港海外贸易“以民为本、创新求生”的民间自我变革，打破明王朝的海禁政策，首次开辟了中国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条跨太平洋“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商贾云集、独领风骚，促进了亚、美、欧三大洲的经济发展和港口城市繁荣，奠定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从中国月港输出的大量丝绸、瓷器及柑橘、樱桃、芒果、茶叶等农作物传入了美洲，而美洲的玉米、烟草、甘薯、花生、西红柿农作物也首次传入中国和亚洲。来自美洲的银锭和鹰洋又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不仅支撑着中国封建王朝的财政支出，形成了互惠互利的贸易顺差，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初期萌芽，也使中国和沿线国家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增进了亚、美、欧三大洲人民的文化交流与情感融合。1567年的“隆庆开关”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大转折，其历史贡献与时代意义远远超过1978年12月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村民盖手印冒死搞承包而促成了中国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月港成为“海洋文化的一个响亮的音符”。

    2、月港开创了中国的白银时代。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上。据罗杰斯在1586年致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的信中说：“每年有30万比索银元从月港流入中国，而今年超过了50万比索”；在1598年特洛致腓力普二世的信中又提到：“来这里贸易的中国人每年带走了80万比索银元，有时超过了100万比索。”大量番银流入，极大地刺激了国内货币的流通，扩大了交易市场。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大规模的进口白银改变了明朝原有的货币体系，明王朝也就只能向世界货币市场和国内掌握着大量白银货币的商人妥协了。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令全国百姓可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白银作为流通主币得到朝廷官方认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增长，迅速催生了中国闽商、粤商、潮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等的崛起与兴盛，奠定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月港贸易改变中国传统的币值计算方式与计算单位，从“银元”重量计算向“银圆”币值计算转变，并以白银作为通用货币换取实物，释放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功能，使得中国老百姓从沉重的徭役赋税中解脱出来。月港白银输入使东南沿海一带逐渐接受西方国家的币值计算方法，形成了以白银为主要贸易货币的世界贸易网络，推动中国货币制度由“银两制”向“银元制”转变的进程。月港输出的漳州瓷器换回了滚滚而来的银元，东西方经济圈第一次骤然的交汇融合，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白银货币时代，推动了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并使白银逐步成为世界流通货币。

    3、月港开创了中国海外贸易全球化。当时月港拥有18条往东西洋的航线，与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如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等，并常抵日本、印度。月港海商还通过马尼拉这个中继站和南洋群岛的其他地方，直接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进行广泛交易，并从而与美洲发生了贸易关系。月港海上贸易北上到达琉球、日本、朝鲜，南下到达东南亚各国，西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欧殖民国家进行环球贸易，到达拉丁美洲，第一次将中国商品的贸易范围扩至拉美和欧洲。该航线持续了两个半世纪，是世界大帆船航海史上运作时间最长的一条国际贸易航线。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多，都是世界罕见的。明代以前，中国人从菲岛地区进口了一种名叫马尼拉麻的蕉麻，用来制造船上的绳索、锚索。明万历年间，伴随联通菲律宾与南美洲的“大帆船贸易”的兴起，玉米、甘薯、可可、龙舌兰、菠萝、木薯、南瓜、腰果、落花生等作物从美洲经由菲律宾传入中国，而菲律宾的苏木、片脑、豆蔻、降香、荜拨等香料与药材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的药库。

    1565年10月3日，装载大批中国货物的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驶入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从此开辟了亚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航路。在此后250年间，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棉制品等，深刻改变了这里的生产生活，并且迅速辐射到今天的秘鲁、巴拿马、智利、危地马拉、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地，一些原本沉寂的港口快速活跃起来。大帆船贸易已经让阿卡普尔科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海上第一港口”“通往中国之梯”。卡莱里的评价并不夸张。史料记载，16世纪末，阿卡普尔科人口不到250户，而18世纪末，阿卡普尔科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4000人、市集贸易时人口可骤增至1.2万。

    小渔村蜕变升级的密码，正是商品的加速流动。大帆船贸易鼎盛时期，每年有近百艘中国船只满载丝绸等货物前往马尼拉，这些货物随后又被装载在千吨级的马尼拉大帆船上远航美洲，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动性和贸易的流通力。

    4、首创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机制。随着月港的海外贸易迅速崛起，出现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的繁荣景象。明政府为了加强对海商的控制，嘉靖九年（公元1531年），根据巡抚都御史胡琏的建议，把巡海道移驻漳州，并在月港东北10多里的海沧澳建立安边馆。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复于月港建立靖海馆，以“通判往来巡辑”。隆庆、万历年间，为了征收商税，加强管理，才把海防馆改为督饷馆，馆址在“县治之右，即靖海馆旧基”。明朝政府不仅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制订了一些管理法令与条例。当时商税的征收办法：月港海商的税收制度由从前的抽份制改为饷银制。这种商税共分水饷、陆饷、加增饷3种。以上3种税都是货币税，从贡舶贸易抽分实物税到征收货币税，这是中国关税制度的重大变化，反映出明代对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封建海关管理制度由此产生并发挥长远的影响。

    5、在海丝申遗文化链条中不可或缺。在“海丝申遗”时空链条中不可或缺。从时间上看，漳州月港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性港口。闽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有三大变化：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明代的月港、清代的厦门港。月港上承宋元时期的泉州“海丝文化”，下启清代广州、厦门“海丝文化”；从地理上看，沿海贸易空间不可或缺。漳州处于上接东海和黄海，下连南海的重要位置，处于中国“海丝”的中南部。

    6、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番薯、花生、马铃薯、番茄、菠萝、玉米首次从月港输入到江西乃至山西、河南，丰富我国农作物的种类，使农耕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月港的发展，促进了漳州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快速发展，纺织业、制糖业、造船业日益壮大，漳州城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成为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同时，漳州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漳州的茶、糖、水果等农产品及加工制品，以及纺织品、陶瓷器等手工艺品，通过月港远涉重洋大量行销海外。所以，月港的兴盛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雇佣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

    7、孕育漳州海商杰出人物。月港的崛起造就了一支敢为人先、勇于拼搏的漳州海商队伍以及有影响、有作为的航海家、海商和海史研究专家，他们视大海为舞台，以世界为市场，过台湾、下南洋、闯东洋、泛西洋，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比如明朝追随郑和七下西洋的王景弘，最早开发澳门的海商严启盛，最早组织3000人移居垦殖台湾的“开台王”颜思齐，海洋先驱周起元，十八世纪世界首富、清朝广州十三行首任商总潘振承，在海外首位受封爵王的吴让，开创中国最早民间侨批、拥有32个跨国分局的天一总局创办人郭有品，独执东南亚航运业之牛耳而睥睨世界航运界、新加坡集航工商于一体的华侨巨擎林秉祥，支援抗法的台湾首富林维源，还有明王朝南京户部尚书率团册封疏球国王子尚德为中山王的“海丝”代表人物潘荣，并写下《中山八景记》。以及理学家陈淳、史学家《东西洋考》作者张燮、《台湾通史》作者连横，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这些月港历史人物尽显风骚数百年，对于一个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老旧帝国而言，漳州商人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世界眼光的一群人。这种海商精神既是漳州改革的先锋、发展的脊梁，也将是参与“海丝”建设的不竭动力。

    1、明清时期从月港输出外销而生产瓷器的民窑窑口，这些窑口在瓷器的制作工艺、烧造系统、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共性和延续性，学界统称为“漳州窑”，如今在东亚、东南亚、西亚、东部和南部非洲、欧洲等地被大量发现、收藏和研究。它们以其所承载的独特制瓷工艺，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杰出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创作能力，是天才的杰作，在海内外古陶瓷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外陶瓷史和福建明清地方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2、漳州现存的港口码头遗址、海外贸易输出品遗迹、海商人物史迹以及大量的历史典籍、遗迹、遗物，如：在漳州民间也发现了许多明清时期30多个国家的银元和清朝时期的侨批、番银和克拉克瓷、漳绒、漳绣、漳丝等物件。为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月港遗存众多、样式独特、内涵丰富、保存完整，生动地展现了古代“海洋丝绸之路”在明中期到清初之际海洋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进程和风貌，深刻反应出东南沿海海洋文化的特质及海洋社会的发展传统，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在东南沿海区域的生动体现。

    3、月港的海外贸易对象包括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的国际知名港口。现今保留的月港遗址尚存码头七处，每一个码头分工明确、功能合理、流程清晰，反映出当时月港码头作为中心港口繁荣发达的通商情况。代表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见证，也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海运和港口贸易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月港的许多建筑遗存在秉承闽南地区民间建筑特色基础上揉合了南洋和广州的建筑元素与风格；还有月港的街道、码头、店铺、寺庙等等，月港建筑群体所承载的陶瓷烧制技艺和闽南民居建筑艺术风格，是闽南海洋社会先民根据实际生产、生活的需要顺势而为创作，是先民聪明才智长期积累的结晶，对后世文化艺术传承、民居建筑样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随着月港的兴起，涌现出许多在全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海商和航海家，他们几乎主导了东南亚的贸易市场，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使闽南文化在有华侨的区域中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些人物也为研究中国海运史及海洋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是研究海外交通史、华侨史的重要实例。

    5、民间信仰方面，闽南侨民也把家乡的地方神信仰移植于侨居地，如漳州的保生大帝、土地公、关帝爷信仰，祭拜活动在形式上也保持与闽南故乡一致。闽南的地方音乐戏剧也随着闽南人移民东南亚各地而传播开来，尤以布袋木偶、芗剧、南音为主要形式，以其独特的表演艺术名扬海内外。闽南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各国，也对东南亚各国在物质文化、语言文字、音乐戏剧、民间信仰和民俗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重要物质文化载体上，衍生出东西方艺术、宗教、人文等多元文化的交往与融合。

    三、月港海丝申遗

    自2008年漳州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漳州与泉州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月港申遗拉开帷幕；2010年9月月港“海丝”遗址正式加入申报世遗行列；2011年8月龙海市委、市政府成立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加快申遗步伐；2011年12月福建省文物局专家实地考察确定月港海丝申遗点包括7个码头和2条明代古街；2012年2月，漳州市政府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海上丝绸之路•漳州史迹”；2012年3月，中国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漳州史迹》的申报文本；2012年11月1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把泉州、漳州等九个城市一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漳州月港海丝申遗工作取得关键性的进展；2016年9月国家文物局把月港海丝申遗点捆绑在“古泉州（刺桐）史迹”文化遗产项目；2018年1月25－26日，广州牵头组织漳州、上海、南京、宁波、苏州等24个城市，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第一次联席会议预备会议；2018年６月29日，泉州（刺桐）史迹单独申遗，被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发还待议”；2019年将古泉州（刺桐）史迹重新提交明年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再度过会讨论，并有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漳州月港申遗情况：

    一是成立机构，强化组织领导。2009年，漳州市政协文教卫体委提出有关我市古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议题，得到省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市不少领导认为漳州“海丝”在申遗中不可或缺，要抓紧加快申报。原省委书记孙春兰、省长黄小晶等省领导分别作出批示要求漳州参与“海丝”申遗工作。2011年，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漳州史迹领导小组，市、县两级政府财政设立专项经费，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积极研讨，确定申遗遗址。2011年12月，我市在北京召开“海上丝绸之路”漳州史迹申遗学术研讨会，同年我市举办第二届海商论坛暨漳州海丝申遗工作座谈会，此外，我市还参加在宁波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论坛等研讨会和论坛。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对申报点进行现场考核，最终确定我市龙海市月港7个码头遗址、2条古街及平和南胜窑址、华安东溪窑遗址为申报点。

    三是整治环境，开展水下考古。我市在编制完成保护规划文本后，按照申遗标准，投资1.57亿多元对龙海市月港遗址及平和南胜窑遗址、华安东溪窑遗址3处遗产点进行环境整治与保护设施的建设工作，划定保护范围和树立新的标志说明牌。其中，龙海市投资1.2亿元，对古月港风貌保护区实施景观提升工程，修缮观音亭、临江古街、月溪两岸、古码头遗址四个片区，修造古商铺、古码头、古骑楼、古民居等明代风貌的建筑群，展示月港多元文化的空间载体，提升月港核心景区形象，为月港海丝申遗打好基础，也为区域的复兴注入活力。

    2014年9月份国家水下考古队在漳州海域水下考古调查，在龙海市半洋礁二号及杏仔发现两处沉船遗址，瓷器散落面积约200多平方米，目前，考古还在进行中，这必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一个有力证据。

    四是征集文物，举办展示活动。为了配合做好“海丝”申遗工作，向民间广泛征集“海丝”文物，共征集文物108件，其中漳州窑外销瓷器精品47件，贸易货币“番银”61枚，经鉴定绝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2015年8月8日至11月8日，漳州市主办了第七站“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共展出全国联合申遗的九城市211件文物珍品。这次联展还特别增加举办漳州特色文化周活动，增强民众对漳州“海丝”申遗的认识与期许。此外，漳州还精选了一批珍贵的海丝文物参加了7省45家博物馆共同参与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该展览将于明年在联合国举办文物图片展，展现“海丝”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响与贡献。

    五是加强立法，扩大海丝宣传。2012年，市政府着手申报《海上丝绸之路漳州史迹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的立法工作。2014年在市政府的努力下，省政府正式立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漳州史迹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同时，充分发挥各种新闻媒体作用，大力宣传我市海丝申遗工作。比如在《闽南日报》、《漳州电视台》、《漳州人民广播电台》、《漳州广播电视报》、《香港商报》、《海峡导报》、人民网、新浪网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我市海丝申遗过程、意义，介绍海丝文物、海丝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内容。2014年元月，龙海市成立全国首家海丝文化研究会，该机构挂靠在龙海市政协，研究会成员由海内外知名海洋专家、海丝研究专家以及热心月港研究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市财政划拨专项课题研究经费，以“保护月港历史文化遗址、促进月港申遗成功，开展海丝文化学术交流，弘扬海丝文化”为宗旨，做好海丝文化的调研、交流、保护、培训、咨询、协调等工作。该海丝文化研究会突出在“月港”与台湾、东南亚的地位、影响的关系渊源，加强对台经济、文化交流，擦亮“月港”名片，弘扬“月港”文化。

    （二）月港申遗建议：

    大航海时代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太平洋丝绸之路”是这一时期的亮点，“大航海时代马尼拉大帆船太平洋丝绸之路”在历史地位、经济影响和文化价值等方面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线性文化遗产”的条件，应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月港海丝申遗可以利用它国闲置名额，联手开展跨国申遗，这对进一步加强人类历史文化的保护、促进各国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都具有积极意义。它顺应潮流，顺乎民心，是加强中西、中拉、中菲传统友谊的极好话题和纽带。

    一是成立参与联合申遗工作小组。省委于伟国书记在部署推进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筹备工作时提出“预备一批申遗项目，做好遗产申报前期工作”。相关部门应抓住难得机遇，争取月港项目列入省委的预备项目。牵头成立工作小组，凝心聚力，筹谋推进。组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党外人士，积极向上级机构建言献策，推动省委层面、国家层面支持福建漳州参与“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

    二是利用他国名额提升申遗成功率。大航海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国际区域包括：东南亚国家、南美国家、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漳州月港海丝贸易国家主要是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及日本、东南亚诸国。月港申遗要着重瞄准“大航海时代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按照世界遗产城市合作的国际惯例，借鉴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利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名额，将“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请为世界遗产（2014年）这一成功经验，积极推动中国、西班牙、菲律宾和墨西哥四国联合捆绑申遗，以西班牙等国闲置申遗名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升申遗的成功率。建立有效的联合申遗机制，构建大航海时代对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共同挖掘、整理和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史，使这一伟大而不朽的人类遗产得以永续传承，让世界全面认识和详细解读海上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上为多元文明交融发挥的独特价值。组建“大航海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三是通过学术研讨发出联合倡议。在福建省（漳州市）或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大区（塞维利亚市）举办一次类似“大航海时期：全球化的起点”学术讨论会，两国学界共同倡议“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沿线国家和城市共同举办四国学术研讨会，进一步论证这条丝绸之路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提出多国联合申遗的倡议书。以跨国联合申遗为契机，在西、中两国之间积极举办相关活动。包括召开有关学术讨论会，合拍反映大航海的文献纪录片，出版有关书籍画册，开展相关城市首脑的互访，举办经贸洽谈会、博览会和图片文物展。通过联合申请世界遗产，切实造福于具有悠久传统友谊的各国人民。

    四是通过拍摄纪录片扩大影响。申报省级机构立项筹拍纪录片，或参与凤凰卫视正在筹拍的“大帆船之歌——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大型文献纪录片，争取成为该纪录片的重要合作方。在综合原有完成的拍摄作品的基础上，拍摄制作好月港部分，通过合拍文献纪录片，再现这段辉煌历史。

    五是通过世遗大会发出联合申明。推动福建省（漳州市）和安达卢西亚大区（塞维利亚市）领导人互访，结成友好省城关系。再以中西两方的名义共同邀请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共同举行四个省城的首脑会议，促成“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沿线国家建立友好省城群，为四国联合申遗奠定基础。争取在明年7月的（中国福州）世界遗产大会上，四国共同申明联合申遗。

    六是建立“月港学”研究机构。以龙海市海丝文化研究会为专业学术研究机构，系统发掘、整理、出版、研究与利用中外有关史料，保护和展示史迹，建立“月港学”。研究范围核心区在月港、浯屿，“泛月港”区域从浯屿、海沧、角美、平和、华安、南靖、诏安、龙文等整个九龙江流域，并延伸至闽南地区、潮汕地区。“月港学”的主体还是对本地自身的史地研究，同时势必涉及到月港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月港参与海丝建设

    月港辉煌的历史开辟了大航海时代“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过去的月港是大航海时代世界海洋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月港让中国的瓷器影响了世界。月港输出了漳州窑瓷器等中国商品，换回了当时占全国50%以上的白银等外国商品，开启了中国白银货币时代，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目前，月港文化遗存丰富、遗址众多、积淀深厚。有理由相信：具备人缘、地缘和商缘优势的月港，再造“新月港”，我们有潜力、有能力、有信心。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规划版图中，漳州月港将会是一个亮眼的“据点”。顺应时势，月港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正逢其时。

    改革开放以来，漳州与东盟、中亚、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迅速恢复、逐年增长。时至今日，漳州产品遍布“海丝”沿线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对“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就占全市出口的60.3%，成为漳州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其中，东盟还是漳州最大的出口市场，进出口总额达15.1亿美元，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在漳州投资项目363个，总投资14.5亿美元，漳州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项目8个，总投资1.68亿美元，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过去，漳州海商秉承“敢拼会赢”精神，率先走向海洋、经略海洋，促进了古漳州发展兴盛。今天我们将继承这一好传统，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通”目标，主动融入，积极作为，以开放包容为理念，以经济合作为主轴，以人文交流为支撑，将漳州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

   （一）强化顶层设计，制订总体规划。

    1、建机构促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措施。建议由漳州市委、市政府领导挂帅，市发改委、财政局、商务局、文广新局、经信局、规划局、建设局、外侨办、海洋与渔业局以及龙海市、南靖县、平和县、华安县、诏安县、漳浦县、东山县等市直部门与县区作为成员单位，成立漳州市“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建设，突出区域特色，积极争取国家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同时，向省编办申请成立漳州及相关县区“海丝办”、“申遗办”，必须有正式机构、有固定人员、有实际编制、有运转经费。全市部门之间、市与县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要实现分工合作、密切协调，以便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有取向性的跨越式发展，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各自为政式的发展，打造优势产业群、产业带、项目集群，努力摸索创新发展和内联外引合作新模式，实现高效可持续的集约式内涵式发展。

    2、定布局做规划。漳州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要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福建省《实施意见》要求，制定总体规划，要强化共识，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科学定位“角色”和“职责”，形成发展合力。各相关部门和县区要认真做好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配套政策和跟进策略，还要做好时间、产业、区域等布局，确定近期、中期、长期的计划和领域，由易到难、由近及远，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将规划布局落实到位，促进“海丝”相关地区、相关部门的政策衔接与互动发展。

    3、抓重点拓空间。月港贸易主要在东南亚、台湾、日本及美洲.利用月港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知名度，要按照“开放包容、双向互动、互利共赢、官民结合”原则，积极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强化重点商品出口基地建设，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优化产品贸易结构，扩大外贸进出口规模。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放宽投资准入，发展绿色经济，重点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龙头企业投资。扩大双向投资，引导和支持企业在境外建设经贸合作区，加快打造商贸物流、原材料生产及加工基地，拓展地缘经济利益空间。要瞄准目标市场，采取不同策略，强化区域分工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建议以东盟、中东国家为重点，以互通互联、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为核心，深化重点合作领域，全面提升对外经济合作空间，加快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要加强与台湾在重大产业项目方面合作，重点对接台湾十大新兴产业和十大现代服务业，在产业规划中突出智慧运筹、国际医疗、农业加值、产业合作等四项优势产业。

    （二）构建经贸通道，建立合作联盟。

    漳州是海洋文化也是海丝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要更加开放、开拓和开明。我们要充分发挥漳州对台、港口、生态优势，主动融入，积极作为。坚持经贸“唱戏”，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发展。以产业链路线图，要加快建设临江、临海经济，打造“海丝”节点城市的区域合作平台，着力推进现代农业、食品加工业、制造业、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业合作，构筑“海丝”沿线国家产业“生态群落”。探索与我国台湾及东盟国家建立合作平台，加强海洋经济领域合作，加强石化、海洋新材料等领域合作等。加强海洋环保与科研合作，建设海外水产养殖基地、环保产业示范基地、农业示范园基地等。积极鼓励台湾同胞以合作、合资、独资等方式参加漳州港口、码头和配送中心建设；鼓励台商在漳州投资合作港航业务，推进漳州与“海丝”沿线国家（城市）旅游合作，加强与境外金融机构合作，拓展海洋经济合作空间，把漳州打造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

    （三）发挥侨力资源，架设丝路纽带。

    漳州是著名的侨乡，而旅居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这四地的华侨华人又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漳州籍海外华侨华人有8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还有漳州籍港澳台胞10万人。“一带一路”建设给漳州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需要充分利用漳州籍海外华人华侨华商的力量。“华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贡献者，要积极引导漳州籍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担当者。要进一步挖掘侨资侨智，充分利用“两新”（新生代、新华侨华人）、“两重”（重点社团、重点人物）资源优势，以“侨”为渠道、以“侨”为中介、以“侨”为示范，发挥他们在经贸合作关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穿线搭桥作用，在人文交流合作中的融合发展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努力架设“侨”梁，鼓励华人华侨回乡开展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四）创新对外平台，密切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建设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引起共鸣的重大文化事件。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委托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开展前期研究，着手编制《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战略规划》，就是要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为基础，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和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弘扬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也是加强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建设文化创新带、文化合作先行区和文化传播基地。

    一是文化“搭台”。加快推进申报“海丝”世界文化遗产，定期举办“海丝”文化博览会、海丝国际研讨会、海丝文化高峰论坛、国际海洋文化周、世界闽南文化节、国际海丝文化展销会、“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等系列活动，加快构建国际性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创新“漳州味·世界行”，高起点做好文化遗址保护性规划，加强民间互动与东盟国家和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打造“漳州海丝”品牌。

    二是文化“联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多始发港、多航线的特点，就始发港而言，可以梳理出蓬莱、扬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北海、南京等九个中国重点“海丝”城市，涉及到我国东南、西南沿海、沿边各省区，这既需要各地发挥自身优势，又需要通力合作共建。因此，九个城市要建立全方位合作机制，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的系统机制，有助于海丝文化产业带的发展。

    三是文化“智库”。月港繁荣促进东南亚和台湾开发与进步，要利用月港与东南亚、日本、台湾历史渊源关系，建立双边文化、宗教、教育交流合作联席机制。借鉴国内外文化合作成功经验，依托闽南师大、漳州市政协、嘉庚学院等机构，成立“海丝文化研究院”、“海丝对外联盟会”、“漳州市海丝人才培训基地”等等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学术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四是文化“基金”。漳州市、县两级政府都要设立“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和“海丝申遗专项经费”，按照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参与”，“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原则，配套专项基金扶持，要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尤其是争取民营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加大实施“一带一路”人才培训计划，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前沿平台、文化遗产的保护平台，为海丝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

    漳州月港是明中后期东南沿海与东西洋的贸易中心和交通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唯一合法的民间贸易大港。月港海丝，不但折射出中国历代的流光风韵，再现波澜壮阔、横跨万里的航海图景，也在今天全球化视野下，进一步探索了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深刻意义，有助于唤醒古老的海洋记忆，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一是营造浓厚氛围。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进一步在中央、省、市各大新闻媒体、网络，如网站、微信、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平台媒体，创作与月港海丝文化相关的文学、纪录片、电影、戏剧、艺术等文化精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主动与有关部门、社会团体、民间机构协调、衔接，进一步激发漳州干部群众参与海丝建设的热情，广泛宣传漳州月港“海丝”文化。建议漳州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月港和明清漳州海商的辉煌历史，营造“建海丝，促申遗”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举办文化活动。举办多种形式的研讨会、高峰会、交易会、恳谈会、联谊会，结合相关产业设立影视、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旅游、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工业制造、建筑设计、文化体育等主题论坛，也可以结合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产品设立丝绸文化、陶瓷文化、茶文化等主题论坛等，邀请“海丝”沿线国家或地区、境内各省市的高级官员、文化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发展、合作及交流等。拟定在东南亚、台湾、日本、韩国等地开展海丝文化展演、商贸交易、闽南特产展销、闽南小吃推介、民间艺术表演等，邀请海内外知名华人华侨、专家学者、社会团体参加，提升月港海丝文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三是打响月港名片。要擦亮“月港”名片，弘扬“海丝”文化，将漳州的非遗文化、特色美食、农副产品融入“月港”元素，加大颜思齐、张燮等月港历史名人的挖掘、宣传力度，加快开发与建设月港海丝相关的重点项目，并把漳州区域内的码头、桥梁、建筑、道路、公园等设施冠以“月港”之名，扩大“月港”影响力，再造“月港”名牌。四是加深月港研究。由于对月港的研究不够深入，漳州月港昔日的辉煌历史不为世人熟知。要依托漳州师院、市属高校、市属文化研究团体和各县（市、区）博物馆、图书馆的专家学者，收集、整理漳州“海丝”历史文献，梳理、翻印本地有关“海丝”文化的史籍，开展与“海丝”文化有关的系列调研考察活动，建议拨出专款，编印“海丝”系列丛书，为漳州海丝建设提供史籍依据，再现漳州明清时期“海丝”文化，进一步提升漳州文化的软实力。五是力促海丝申遗。弘扬月港历史文化，申遗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棋。要对月港文化遗址进行依法、合理、有效保护，对古遗址原貌抢救修复。文化文物主管部门、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要从重从严从快惩处打击对月港文化遗存的盗、抢、毁等违法犯罪行为，依靠法治手段，切实保护月港现存文物，为漳州“海丝”申遗创造有利条件。

    六是弘扬海丝精神。漳州月港的兴盛是漳州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海丝”发展史上绚丽的篇章。月港文化是一种海丝文化，是海洋文化、开放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漳州月港的兴盛，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甘冒风险、敢拼爱赢的海商，潘启、郑和、王景弘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月港海商视大海为舞台、以世界为市场，过台湾、下南洋、闯东洋、泛西洋，开辟了世界大帆船航海史上历时最久的一条贸易航线。月港海商那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扬帆远航的抱负，力求更加开放、开拓和开明的秉性，在他们的身上突出体现了“顺风使舵、敢顶风浪、爱拼会赢、借船出海、同舟共济、情深似海”的精神，他们抱团取暖、共同发展、懂得感恩、爱国爱乡，既是漳州改革的动力、发展的源泉，也将为今天“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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