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陈祖生在《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和《明史》中可查找到不少其史迹记载。在明万历版、清康熙版、光绪版《漳州府志》和乾隆版、民国版《南靖县志》及明朝一些文献史书也有不少记载，尤其是在南靖县龙山镇双明村现存有三座明朝石碑, 其中两座建于明弘治四年（1491），立于陈祖生与其父母墓园里，墓前有二座赑屃底座的石碑 ,碑额上分别刻有《皇明诰敕》《恭题诰敕》, 石碑高2.5米、宽1.5米、厚0.3米，现存有翁仲、马、羊、虎石像各一对。三座石碑五面刻有铭文，其中两座记载明成化十年（1474）、弘治四年（1491）二任皇帝的诰敕，现摘录明弘治四年孝宗皇帝诰敇文;  碑额写有‘谕祭之碑’四个篆字，其余碑文为楷书，‘大明弘治四年岁次辛亥六月丙囗三日戊申   皇帝遣福建布政使右参政魏瀚   谕祭于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陈祖生母柯氏曰 惟尔贤淑阃范   克敦蚤丧 所天栢舟 有子超越 夙侍内庭 受知先皇 历职司礼 公勤匪懈 审慎弗渝 守备南都 尤隆委任 朕心简在 表节旌门 志已著矣 今则含饴享寿 福礼多焉囗囗囗囗囗何憾囗囗囗囗 特赐以囗囗囗囗囗尚其’。通过查阅考证综合如下：陈祖生出生于明正统年间，南靖县习贤里人(今龙山镇双明村)，其父陈宗、母柯氏，兄弟五人。柯氏二十四岁时，陈宗亡故，柯氏“守节不二，备尝艰苦”，“脱簪珥买诗书，以就良传，以教六孤。”六孤指柯氏五子加小姑¹。

    陈祖生在北京宫廷中任职达二十八年之久，他平时爱护帮助不同等级的宦官，在宦官中有极高的声誉，喜爱打抱不平，帮助福建籍官宦同僚。明成化十三年（1477），万贵妃的红人、权宦汪直深受宪宗宠爱，成立了凌驾于东厂、锦衣卫之上的“西厂”，祸害朝臣，大兴冤狱，制造多起冤假错案，草菅人命，朝野上下怨声载道。陈祖生激于义愤，与太监黄赐（福建南平人）联合，支持首辅大臣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等人上书成化皇帝，强烈要求罢西厂、罢汪直，但受到斥责，“直因言阁疏出司礼监黄赐、陈祖生意，为杨晔报复。帝即斥赐、祖生于南京。”³后陈祖生、黄赐均官降一级，被谪到南京。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万贵妃暴病亡后，陈祖生被宪宗任命为南京守备。据史家考证，陈祖生任南京守备一职共十一年六个月之久，任职期间，守法奉公，生活节俭，博学多才，精心保护留都皇宫、皇陵，做了不少好事。朱佑樘登基后，他拥护新政，支持整肃吏治等，南京在其主政下，成为经济繁荣、富庶之地。

    陈祖生一家受皇上所器重，明成化十年（1474）宪宗下诏，封其父陈宗为太常寺典簿，其母柯氏因守节四十多年，被封为太孺人。

    明孝宗即位后，于弘治四年（1491）颁圣旨，封陈父宗为太常寺少卿，刚逝世的柯氏为太安人，并委派福建布政使右参政魏瀚到南靖习贤里（双明村）祭祀，规格极高。留都大臣、南京礼部尚书、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学士徐琼；资政大夫，南京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经筵讲官兼修国史王㒜二人欣然为陈祖生一家撰写评价极高的颂扬碑文，其中王㒜在碑文中赋诗一首，诗曰：“闽漳族盛称南陈，裹诚乐善世有今, 内宰聿与迈常伦，明良际遇当斯辰，二仲兼资武与文，茂著厥绩扬清芬，玉言如丝复如綸，赠官锡号褒双亲，恩沾存殁讵有□，大书深刻垂坚珉，匪徒呵护烦鬼神，更期佩服遗子孙，勉图功业追前问，于马仰答吾皇仁。”⁴据方志所记载，习贤里（今龙山镇双明村一带）还立有皇帝颁建的“少卿坊”，为陈祖生弟弟陈昂立；在靖城（原县城）学宫前，为陈母柯氏立有旌节牌坊，可惜均已毁。

    史料记载，明弘治十二年（1499）时，“南京刑部给事中史后等奏请革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陈禄、所镇抚陈玠及南京光禄寺监事陈璋近日传升之职，以抑侥幸，吏兵二部复奏请从所言。上不允，三人皆南京故守备太监陈祖生家人也。” ⁵说明陈祖生约在弘治十二年（1499）已亡故，其义子陈禄，侄子陈玠、陈璋均在南京世袭任官职，受到弘治皇帝的恩宠，並受加封。也有一说，陈祖生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谢世。

 

 

    据《明史》万贵妃、汪直传记和明朝野史记载，万贵妃四岁被选入宫，在宪宗朱见深的祖母孙太后宫中做宫女，随后在东宫服侍太子朱见深。成化元年（1465），年仅16岁的朱见深即位，万氏虽已33岁，却处处事事迎合帝意，因而备受恩宠。成化二年（1466）正月，万氏为皇帝生下第一个皇子，不久病死，万氏此后不复生育。女史纪氏被宪宗临幸怀孕后，万氏指使宫女下药，未成，宫女撒谎云纪氏腹中是长了痞积，被安置在安乐东堂养病，不久生下朱佑樘。万氏密令太监张敏（今福建金门县人）将婴儿抱出淹死。也有一说，纪氏生下朱佑樘后，恐难于生存，倒不如溺死罢了，乃托张敏去办。张敏与闽南同乡同里的司礼监太监陈祖生、黄赐商量，并与宫婢等人将皇子安置在安乐堂秘密养护。朱佑樘长至6岁，才与宪宗皇帝相认，不久即封其为太子，《明史》做了记载，后人研究此事，认为有疑点，其中张敏不是自杀而亡，而是活到成化二十一年（1485）。

    张敏、陈祖生等人精心养护的太子朱佑樘登基后，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在贤臣良宦的辅佐下，使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成为一代明君。后来史家高度评价其为“弘治中兴”。孝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其死后庙号为“孝宗”，也是后人对他的肯定。清朝名相张廷玉编撰的《明史》称其“恭俭有制，勤政为民”。明朝中晚期名臣、文人李维祯、查继佐、朱国祯以及历史学家谈迁等对孝宗极为赞赏。清朝名臣曾国藩云：“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⁶给予极高的评价。                       

 

 

漳州人自明朝以来五百多年时间里，一直站在世界潮流的前沿，承继宋元“海丝”的兴起，至明中叶进入了兴盛时期。闽浙粤地方官员、军队与地方大姓宦族豪绅、士民等积极参与“海丝”活动，民间贸易兴盛，其中宦官集团在此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权宦陈祖生就是其中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在北京南京近五十年的任职时间里，直接或间接地为闽浙沿海（尤其是漳州沿海）海禁的松弛，助推“海丝”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自然而然地成为福建沿海冲破海禁、深耕大海、行走东西洋的海商最大保护伞之一。这才有史料所生动描写这样：“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风回帆转，宝贿填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⁷ 

    （1）明初朝廷就出台巡抚制度，即朝廷命中央高官来地方，统管一切。“福建最早设置巡抚是正统年间的楊勉，其职责在于开采银矿，权利有限，曾有官员建议在福建设巡抚，被吏部尚书驳回：‘廷臣巡抚，本非定制，迩者朝庭以福建年谷稍登，民颇宁息，已征回京……非有大事，不许轻遣廷臣’，因此，福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巡抚。”⁸福建自正统年间起，朝廷就长期派太监“镇守”福建，是实际上的最高长官，权力在“三司”之上。

    明成化五年（1469），原在泉州的市舶司搬迁到福州，市舶司“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又主以中贵（太监）一人。”⁹市舶司离漳州偏远，加上省里又没有京城来的巡抚，减少了监督与管理，这有利于漳州人出海贸易活动的开展。漳州龙海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云：闽南“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¹⁰

    （2）明成弘之际，据史料记载，当时省、府巡海指挥，卫指挥等官军、宦官和豪族大姓通番贸易之事例屡见不鲜。福建官场对如何对待“禁海”这一“皇明祖训”，也是有不同做法。吃到了“海丝”甜头的漳州、泉州地方官员士绅面对“海禁”则主通，而福州、兴化府的官员士绅则主禁。“福建的国际贸易日益发展，海禁要不要取消？就引起辨论，沈德符在《野获篇》中说：‘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主绝者如……” ¹¹

    （3）在南京留都，陈祖生
    担任最高长官“南京守备”达十一年六个月，那一段时间，南京经济繁荣、商业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文化兴盛。由当时著名的明朝“四大家（指仇英、沈周、文征明、唐伯虎）”之一的画家仇英精心绘制的描写南京繁荣鼎盛景象的《南都繁会图卷》中，出现形式多样的商业广告，有一百多种，其中有一商铺两边各挂一幅同样内容的招牌, 赫然写着“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绘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说明当时的南京市场街面上已公开允许经营出售通过民间贸易来的各种各样东西洋货物，买卖已成为合法公开。

    （4）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制定严厉的“海禁"政策，违者重罚直至杀人，自明永乐皇帝令郑和、王景弘下西洋，进行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国家航海行为，极大扩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笫七次的下西洋船队刚返回，明宣宗即迫不及待地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 这说明当时海上民间贸易已经再度兴起，至弘治时期，“禁海”就形同虚设，驻地官军宦族“阳奉阴违”，上下结盟参与“海丝”贸易获利。明史书中，对官宦参加“海丝”对外贸易而获利的记载很多，明宣德四年（1429）在“海防废黜的情况下，沿海卫所官兵也突破禁例,往往私造海舟， 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宣德五年八月, 漳州巡海指挥使杨全受县人贿赂，纵往琉球贩鬻。宣德八年八月，宣宗敕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宣德九年（1434）三月, 查办漳州卫指挥覃庸等私通番国案件, 巡海指挥张翥、都司都指挥金瑛、署都指挥佥事陶旺等及左布政使周克敬, 也因收受覃庸等贿赂被揭发。”如驻守各提督市舶司的太监大都暗中与海商联合控制海外贸易，贪污中饱。明成化年，宁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极为贪恣”，尔后在广东的宦官韦眷，在市舶司任内更是“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宦官梁芳“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浙江镇守太监张庆、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监崔瑶等都有不良记载；官员出海经商，如明成化十七年（1481），行人司右司副张瑾奉命出使占城，他趁机“多挟私货、以图市利，”“经满喇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¹² 朱维幹指出：“明嘉靖九年（1530），在海沧（地在旧龙溪县嵩屿之西，今属厦门市）设立安边馆，以八府通判轮管其事。然而设馆之后，官贪墨，与贼为市，乱且倍于前日。”¹³也有一些退职官僚、乡绅也积极参加民间贸易活动，例如退职佥事、同安人林希元，利用其家乡濒海的条件，“专造违式大船，假以渡海为名，专运贼赃並违禁货物。”¹⁴明万历年间，福建矿税太监高寀私造海船下海经商，获取暴利，遭多人告发。“夷从馆西方来，贾胡别种也，发尽赤，巨艦迎波、结中贵人以互市。”¹⁵中贵人即太监。明成化十三年（1477），震惊朝野的福建建宁卫指挥杨晔（南平建瓯人）案，其中就有一条罪“家资巨万”，“将欲招纳亡命，下海谋不轨。”¹⁶这指杨晔父亲杨泰及其家族在福建闽北山区也曾组织人员下海通番贸易。杨晔是已故首辅大臣楊荣的曾孙, 是个忠良之后, 杨晔的叔叔、姐夫在户部、兵部当官，从同籍及在京城任职角度看，平时是有来往的，此时陈祖生、黄赐出面相救，明确说明陈是支持杨晔家族“下海通番”的做法。

 

    （1）伟大的航海家、与郑和同为正使的太监王景弘（时为漳州府漳平人）六次下西洋结束后，被任命为南京首任守备。王景弘于正统二年（1437）逝世，王曾编纂《赴西洋水程》珍贵书稿，已被数次传抄，后据说流失于民间。其随行的二万七千多官兵留置南京，其中有很多福建籍，不乏有航海、天文、造船等方面专业人才。若干年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回归故里或另谋高就，这些人为以民间贸易为特征的“海丝”提供人才智力支持。“王景弘后裔在以后二百多年都定居在南京，明代卫所《武职选簿》记载： ……二辈（明成化年间）王珙，龙岩县人，系南京锦衣卫水军所世袭正千户、三辈（弘治年间）王臣，龙岩县人、南京锦衣卫水军所世袭正千户。’’¹⁷陈祖生时任南京守备，相互间必定联系和互通有无。

    （2）大明王朝的提督四夷馆始设于明永乐五年（1407），“隶属于翰林院 ，弘治年间则将四夷馆改隶太常寺，由太常寺少卿兼任四夷馆提督。”¹⁸明孝宗皇帝为何要这样决定，是否是陈祖生提议？不得而知，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员（古称通事）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与国家的语言文字。陈祖生二弟陈昂此时官居南京太常寺少卿，家乡“海丝”的需要，推荐个把“通事”或送子弟来此学习并非不可能。

    （3）明朝实行两京制, 朝庭在南京布署十万大軍,归南京守备管辖 ,南京守备的管理权限还涉及到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此时各省均派有镇守太监，与陈祖生同为权宦的张敏兄长张庆正在浙江任镇守太监. 另外闽浙粤三省市舶司（管理通番贸易等）也都归属太监中官管理。 苏州、杭州、松江府（现上海）三地生产丝绸棉布的“染织造局”统归太监督管。景德镇瓷器等名窑生产制造也统归太监督造。“海丝”最需要的丝绸、棉布、陶瓷等手工艺制品，不管原料、生产技术、工匠等资源均控制在太监手中，司礼监太监是宦官中最有权力，具有对太监人事任免权，南京守备太监又是明朝皇帝’’三千里外的亲臣’’,只要陈祖生愿意做的，便非难事。被誉为“闽漳族盛称南陈”的大姓豪族，面对着“海丝”大潮，其他沿江海的豪族大姓都参与进去，陈祖生家族必定也会参与其中，不可能不闻不问。

面对东西洋急需大量陶瓷、丝绸等货物，且供不应求、利润高，从外省购进，又因路途遥远，运输不便，成本提高等原因，这便刺激漳州当地建造窑厂，聘请各地烧窑工匠、画瓷技工人才来南靖、华安、平和县一带参与烧造陶瓷器。漳州各县又蕴含丰富的高岭土制瓷原料，此时，以南靖、华安的东溪窑，平和南胜窑为代表的“漳州窑”应运而生，迅猛发展，异军突起。有学者认为漳州窑在外销上几乎达到与景德镇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南靖、华安文史工作者编写的“海丝"东溪窑专辑中，就明确说明早在明成化、弘治时期，当地已能生产出精美的米黄釉瓷器。南靖、华安东溪窑生产的瓷器又借助九龙江航运出海，行走东西洋，形成繁盛的海上瓷银贸易。史料记载：“据日本《宽永年中长崎写万国图》所载，瓷器输往日本，系由南京、福州、漳州出口。” ¹⁹

    （4）南靖海商，下海通番。在明清时期，南靖县有不少海商从九龙江出海往海外经销南靖东溪窑陶瓷器等物及到大陆沿海经商。如明朝末年，与颜思齐一同从日本登陆台湾的南靖海商李俊臣，多年行商于日本、琉球等地，“……李俊臣，臣名明，漳之南靖人，风流洒脱，甚精钯头。”²⁰ 明天启四年（1624），李俊臣与海澄人海商颜思齐、陈衷纪、郑芝龙等二十八人义结金兰，拟共谋大计，失败后一起从日本入台湾，开垦、经商。

在浙江台州（设区市）市区葭沚现树立一块“葭沚天后宫《福建泉漳会馆碑记》，记载天后宫创自大元至正（1342），延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闽漳商贾来开烟棧，生理颇兴，……泉漳二郡商船抵台，均在葭沚贸易，缘乏屯货之所，议设会馆，以为泉漳客帮暂可栖身，……幸有南靖县张珠光垫银一千两，会馆乃以建成。……珠光之功大矣哉！” ²¹碑记记载闽漳商贾是来做烟草生意的，除货物款项外、尚能拿出一千两白银参与建造天后宫泉漳会馆，南靖人张珠光肯定是个富有的海商。此外，明清时期直至民国，南靖人往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及台港澳地区等）经商贸易与定居者众多。

（5）海洋意识的崛起。亦商亦盗是十六、十七世纪世界海商的特征。在海洋利益的驱动下，漳州九龙江口海湾地区，诏安湾地区都出现农业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具有资本主义与海洋社会特征。闽南宦族士官阶层体察到社会的变化，主张为通番除罪，开放互市，化寇为良。漳州诏安人吴朴在《渡海方程》一书中，主张朝廷不仅应该开放“海禁”，更进一步还要把国家权力延伸到海外，保护海商的利益。在海外“置都护府以制之”，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可以通有无。” ²²这些新观念，体现闽浙沿海突破农业文明禁锢的海洋意识。

明成弘之际（1485-1505），正是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由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合流，开始全面铺开的时候，“尤其是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以后，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入中国，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²³

 

    以上所述，虽然比较分散，但也勾勒出明中官陈祖生宦官生涯中与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除此之外, 陈祖生任职期间还为朝廷、为南京做过很多好事，如他奉旨主持维修南京著名灵谷寺与鸡鸣寺。至今在南京鸡鸣寺内还完好保存一座明弘治六年（1493）石碑《重修鸡鸣寺碑记》，碑文中对司礼监太监、南京守备陈祖生主持维修勤政之功大加赞颂。明孝宗登基后，陈祖生支持新政，奉旨审录罪囚,平反错案。明朝郑纪, 福建仙游人，弘治时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他在其《东园文集》中就记录此事， 他的一篇“恭题南京守备太监臣陈祖生审录敇谕后”的文章中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弘治四年五月三日皇帝敕谕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陈祖生审录罪囚，有曰冤抑致伤和气，又曰详察言词旁询，知证毋惑，浮言毋拘成案……舜禹汤文之治，复见于今日矣，纪何幸躬逢其盛，敢再拜稽首，用献缉熈之祝。”²⁴陈祖生又针对两京言官乱象，敢于上奏弹劾，开了宦官上奏弹劾文官的先河，並得到孝宗皇帝的支持。其史迹无疑是南靖县，乃至漳州一项重大历史文化遗产，对其史迹的研究宣传并加以利用，将为“一带一路”历史研究提供史料实证。明清时期，闽南海上丝绸之路为海洋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闽南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大航海时代，即是中外经济贸易的大交流，又是闽南文化与世界各地文化的大交流，深化“海丝”和多元海洋文化传播的研究，运用好“海丝”文化遗产，讲好福建“海丝”故事，可提供丝路辉煌的实证和历史借鉴。将进一步推动闽南文化与闽南海丝历史的深入研究。

 

<1>、<2>、<4>南靖县龙山镇双明村明朝碑刻铭文。

<3>《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

<5>《明孝宗实录》卷之一百五十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版。

<6>文献网：《曾国藩文集》。

<7>清乾隆版《海澄县志》卷十五《风俗志》。

<8> 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四卷 “明清”32页。

<9>《明史》卷九十五《职官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

<10>明.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11>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第9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2>《明宪宗实录》 卷二二0，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年版。

<13>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第274 页。

<14> 明.朱纨《 阅视海防事疏》-，载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 》卷二0五，第2158页。<15> 明万历《漳州府志》兵防考，第1041页。漳州市政协整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一版。

<16> 明.尹直《謇斋琐缀录》，古籍整理研究内刋2016年第六期。

<17> 郑宽涛《航海家王景弘谜案》，载《江南时报》2006年7月5日22版。

<18> 晁中辰《 明朝对外交流 》第153页，南京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

<19> 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第88页。

<20> 清.江日昇《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 浙江台州葭沚天后宫《福建泉漳会馆碑记》。

<22>谢继东《中国第一部刻印水路簿`渡海方程'和它的作者一一吴朴》，收录在福建诏安县政协文史委编印《福建南大门一一诏安》 第82页。

<23>晁中辰《明朝对外交流》第315页，南京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

<24>明郑纪《东园文集》卷11，载《四库全书》第1249册，第831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版。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