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共同信仰的历史形成    

    共同信仰是天道信仰发展的必然结果。天道信仰，诞生于7000年前的中国原始文化，发展于夏商周的先秦文化，成熟于秦汉文化，定型于唐宋文化，衰落于元明清文化。20世纪以来，被各种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排挤到思想的边缘。今天，伴随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号角，天道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终于与人们见面，成为人类共同信仰的思想基础。现代物理学量子理论，为天道信仰的立足、发展、创新与完善，提供了充分的科学根据。经过创新的天道信仰，即将成为人类共同信仰的必然选择。天道信仰的历史形成，为共同信仰心灵美塑造做好充分的审美准备。

    天道信仰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观，它是中华文化发展永恒的命题。“天人合一” 的思想起源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社会中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　　

    史前的“天人合一” 合于天 。中华文明之始是伏羲创“八卦”。伏羲仰上观天，俯下观地，中看人类生活，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八卦” 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八卦”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卦有上、中、下三个爻位，用以表示上天、下地、中人道。天、地阴阳之变，人与天地之气交便成“天人合一” 之一体，以表示某一事物或现象文明的发展。“八卦”不足以表达人们所认识的事物，神农氏遂重卦而成六十四卦。西伯侯姬昌被纣王囚于羡里而演“易”。他认为推翻商纣的统治是受命于天，故将“乾卦”置于卦首，而为《周易》。孔子著“十翼” 注释《周易》而成《易数心灵》。汉初整理《易数心灵》而成《易传》。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经学博士” 而产生“易学”，这就是“易” 的演绎过程。《周易》反映了史前对天的崇拜文化。诸侯国君，各部落酋长和广大先民都认为人的一切活动，要顺从天意。收成的丰歉，事物的凶吉、成败，顺天意而定行止。这时的天是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人与天神的沟通是靠卜筮和卦辞实现的。而卦辞是综合了千百年来先人各种生产生活经验而制定的，它传达了历史与自然各种信息。 　

    老庄的“天人合一” 在于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大道自然。老庄认为天，地乃自然之物，并没有什么神灵。它是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产生自然界。事物的变化，“玄之又玄”曰之玄德，人与天地万物通，必需修道以求其道。修道之人必须虚心、静心、实心。求道之时，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谨慎，防止失误。反对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妄自行凶的行为。在治世方略上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自化。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我行我素、不顾社会自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更反对那些将社会精英与圣贤将思想、观念教条地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　　

    孔孟的” 天人合一” 合于“仁”。“礼崩乐溃” 的春秋时代，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推行“克已复礼”，到处碰壁，到五十岁时才知“天命”。从这时起他才得易、学易，并作“十翼”， 注释《周易》而编成《易数心灵》，开创易学的“义理派”，成为儒家义理派创始人。孔子很少谈天道，更没有谈及天神。 但他的“天”是道德权威性的最终依据。“天命” 是自然之属性。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以义理注释《周易》，在“仁、义、礼、智”上实现“天人合一”。孟子说，人性在于人心，故尽心则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而人之善性虽性相近，而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尽心乃勤于学习之心，求至善之心。孔子与孟子的观点是在“仁” 学上实现“天人合一”。　　

    《易传》的 “天人合一” 是天道信仰 。《易传》又叫“十翼”，是孔子及后人所作，与《周易》合成为《易数心灵》，是研究“易” 的经典着作。它精辟地阐述了古代易学的精义。穷尽天地万物变化之理，就是“顺天命之理”，是为了完成“盛德大业”，这就是“天人合德”。它是指向“天人合一”境界的。到了“穷理尽性而至于天命”的境界，就可以“顺天休命”、“乐天知命” 了，也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了。这是人的终极价值的实现，人生的意义即在于此。“顺天命之理”，完成“盛德大业”，这是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的发挥。 讲“修德”， 讲用世，但必须在“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中实现。天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生生不息、万物繁庶；君子之盛德大业是“正德、利用、厚生”。在《易传》作者看来，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境界中创造出来的。　　

    墨子的“天人合一” 在于“兼爱、兼利”。 墨子理念中的天，是个道德高尚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能的人格化的天神。他在《天志》篇中更多地体现了这一观点。他以天神和鬼神的意志来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 的主张。在爱自已的同时，也兼爱他人；在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使他人获利，曰之相交利。在兼爱兼利的政治纲领下实现“天人合一”。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是“天人感应”。自从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儒家一统天下和对文化专制的时代。他主张“天人相辅”，实际上不仅推崇皇权，神化皇权，而且凌驾于天神之上。董仲舒说的“天”， 即“人本于天”之天。人之本就在于这个全体之中。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所以这种以人为副本之“天”，不过是具有人的意志的自然全体。他的“受命于天”，不是顺应自然的天，而是天要顺从帝王的意志。基于天人相辅，董仲舒认为，天与人交相感应，所以人的道德行为都会从天那里得到赏赐或惩罚。　　

    张载的“天人合一” 是“万物一体”。 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此出发，凡能体悟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有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的人，便必然能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的天人同构 、天人感应的境界。　　

    程颢的“天人合一” 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宋代理学家中，北宋人程颢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这就是说，人的至善本性----“仁”，源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凡保有“仁”之天性者，都能与天地万物密切相与而为一体，故能爱人爱物，如同爱自己。 

    朱熹的“天人合一” 是“灭人欲，存天理”。这里的“人欲”是指人的私欲、贪欲，而不是人的本能欲望。这里的“天理”就是“天道”。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孔孟之言作为理的终极。他编注“四书”“ 五经” 作为书院及蒙学的教材。通过教育，把孔孟之理传输到世代中国人头脑之中。后世的统治者则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激励学子，弘扬孔子义理思想。逐渐形成“纲常礼教”。朱熹认为，灭人欲，存天理，才能实现天人合一，顺从天道。
    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是“求至善”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因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观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原是一体”，天地万物的“发窍之最精处即是“人心一点即明” ，人心就是天地万物之心，是人心使天地万物“发窍”，而具有意义。离开了人心，天地万物虽然存在，却不能开窍，而没有意义。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融合为一的境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天人合一”的主体精神。怎样实现“天人合一”呢？王阳明提出“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在求至善之中，尊重客观即遵天理，以提高主观认识即致良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这就是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的主张。　　

    明清之际，王夫之对“天人合一”也作了自己的解释，但他的观点包含了浓厚的类似西方主客二分的思想，这里不多阐述。历代学者的“天人合一”观，其立足点和思想归宿都是“天道信仰”。　　

    共同信仰的建立，必须以天道信仰为思想基础。“天人合一”观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天道信仰的变化过程。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是主导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思维的发展进程。　　

    首先是对天地的界定上，由神到人的转变。殷商之前流传着的各种祭祀活动，首先必敬天地之神。人们崇拜信仰天地，以天地作为主宰人类命运人格化之神。天地是道德的典范，又是道德审判官，担负着赏善罚恶的权利与义务。天地之德是人的行为最高准则。先人对天地的信仰，制约着人类对自然，对他人的侵犯；也枸筑了中国史前的“三皇、五帝” 大同社会的文明，致使社会祥和与进步。随着私有制社会的出现，由对天地的崇拜转向对帝王、对权力、对金钱的崇拜；人类的凶吉由天掌握变成由人掌握，而天地竟然成为人类掠夺的对象。对天的界定，公说公有理。儒家以仁义为天，老庄以自然为天，墨子以兼爱为天，董仲舒以“阴阳、天地人和五行为天。宋明理学则以“天理”为天。

    其次，在天人关系的界定上，由天到人的崇拜。一方面，从 “以天为本”变成秦汉以来的“以君为本”，十九世纪初赶跑皇帝，提出“以人为本”；1949年建立人民政权，实施“以民为本”；一方面，儒释道各家都提出“人人平等” 与“众生平等” 的理念。为什么中国的儒释道都高举“天道信仰”的大旗，就是因为他们都拥有“人人平等” 与“众生平等” 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正因为他们也要高举“天道信仰”即“共同信仰”的大旗，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要实现比先秦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更进步的社会，这种社会不是原始的“大同社会”，而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其三，在思维方式上，由整体系统思维向辩证思维转变。中国的原始人思维是原始的直觉思维，即感观思维，相信五官感觉和第六感观，相信固有的社会经验；秦汉以来，老庄的“道论”发展了辩证的思维方式，如正反思维、循环反复思维、对立统一思维等；孔子的具象象征思维和义理与具象相结合的思维等，也都充满着辩证法。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忽视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发展。为什么现代科学不可能在本土文化中产生，为什么中国的学术文化缺乏容许自由探讨的社会环境和自由辩驳的学术风气，为什么两千多年来辩证思维却成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载体，怎么说都是统治者的话，所谓的真理总是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上，让中国的社会长期成为“吃人的社会”（鲁迅语）？就是因为“天道信仰”不讲辩证思维，忽视甚至反对逻辑思维的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天道信仰的建设，我们通过检视人们对天道信仰的认识问题，便可知道在共同信仰建设上可能存在着的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人们信仰自由，不可能建立共同信仰。在“政教合一”已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强行推动任何统一的信仰。因此，有些人认为当今人类的信仰问题，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各种宗教的复兴之上。如让各种宗教组织自由发展、竞相繁荣，也许能填补当下的信仰真空。这种观点严重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今天人类信仰危机的根源不是由于宗教组织的破坏，而是因为多年来，人们或因推行激进的“主义信仰”而摧残了人性的尊严，或因鼓励当下的利益追求而不管天道信仰，湮没了人性的价值，或因对中国的“天道信仰”的盲目批判，把“天道信仰”归结为道教的信仰，从而导致今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超越现实的抽象价值，变得只相信赤裸裸的当下利益。另外，部分伊斯兰教信徒披着宗教的外衣打击外教，甚至搞恐怖活动，一些邪教进行反人类的猖狂活动，这些都是今日人类信仰失落的原因。更主要的是至今没有一个能让人类普遍能够接受的信仰。

    二是把信仰局限于宗教或“主义”，而忽视对天道和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忽视对“共同信仰”的信仰。实际上，对中国人而言，相对于宗教或“主义”，对天道和人性尊严与价值，对建立在“天道信仰”基础上的“共同信仰”的信仰更加基本：我们可以不相信任何宗教或主义，但不应当没有对天道和人性尊严与价值以及对这一“共同信仰”的信仰；宗教或主义信仰有好多种，但对于天道和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特别是对“共同信仰”的信仰只有一个。事实证明，人类历史上那些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性宗教或信仰，往往都是在“诚”的基础上，对天道和人性价值与尊严的理解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对天道和人性的尊严与价值以及对建立在“天道信仰”基础上的“共同信仰”的信仰，是超越一切教派、党派、种族、阶层、职业、性别、年龄而建立的。今天人类的信仰问题，决不能完全依靠宗教复兴来解决，而是要重建对人类都有普遍意义的神圣价值，即重建人类对于天道和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尤其是对建立在“天道信仰”基础上的“共同信仰”的思想信仰。

    在信仰建设中，以往，我们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要么强行灌输“主义信仰”，要么片面倡导利益追求。无论哪种做法，都没能成功引导人们去信仰天道和人性的尊严与价值。这就是今天信仰失落的主要症结。诚然，各国政府不应当干预人们的具体信仰，即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应该把信仰寄托在宗教信仰和主义信仰之上，而应该集中打造人类的基础性信仰——在“诚”的基础上对天道和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信仰，即“共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