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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放前，“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中统除了国民党中央有它的机构外，在各省、市党部和其他特别党部内，也随设其下属机构：漳厦区调查统计室就隶属属于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的一个机构。他们的总职责提法虽然是防敌谍、防汉奸、巩固后方治安，增强抗战力量，实际在其行动上却执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草案》等文件。厦门沦陷期间，对厦门沦陷区的主要工作是搞对敌情报，对漳州各县主要是党派调查工作，如防范共产党和监视民主人士的活动，同时也做“军统”工作，发展中统成员，以壮大其势力范围。

    2015年10月，笔者到台北档案部门查阅档案时，看到了中统对杨逢年调查的密件，时间为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1945年8月30日）和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1945年10月6日）。调查的结论是：“现在本县经商不失为正派士绅”和“性情温和，思想陈旧，经验丰富，处事深沉，系旧式军人，拥有资产，在家养老，有嗜好，与张贞氏关系密切。”本人有点纳闷：杨逢年当时既不统兵又未执政，为何还要“密查”他。后经人点拔，结合回顾采访材料，才恍然大悟，原来国民党当局是“密查”他有否“通共”。后随着采访的深入，才发现杨逢年早与红军游击队有过关联，与中共漳州地下党组织发生不少联系。

二

    龙海市九湖镇南洋坪村（解放前属于龙溪县南乡）是个老区革命村，村里有个名叫杨厚皮的，生于1900年，未满周岁时，他的父亲病逝，全家生活全靠母亲种田度日，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1929年，杨厚皮经红十字会医生黄友光介绍，认识王占春并担任闽南地下党交通员。闽南工农游击队成立后，他经常帮助游击队送信，购买医品、粮食及枪械等。

    1932年中央红军入漳后，杨厚皮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经常与漳州中心县委领导何浚交接关系。杨家的地理位置较好，后山直通大圆山，翻越山岭又可通往平和、南靖及程溪大小田坑，是开展游击战争的一个有利的点。之后，经何浚介绍，莫丁贵到南洋坪村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此后，何浚、莫丁贵、陈加福、符义山等漳州中心县委和闽南红三团的领导，常到杨厚皮家布置交通任务。杨常常以赶圩卖菜，参香拜佛为借口，为红三团购买药品、电池等日常用品，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交通任务。那时，莫丁贵、陈加福经常住进杨家。队伍外出执行任务，遇到下大雨在此歇脚时，杨厚皮及其家属就为同志们烤衣、放哨、送饭、送菜，不辞辛苦地奔忙。杨厚皮的事迹，漳州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1987年8月25日创刊第4号第2版《人物研究》专版，曾作过介绍。

    杨厚皮生前曾对儿子杨海清（现年87岁），孙子杨顺南（现年63岁）讲过不少革命的故事及传奇的经历，也讲过国民党军陆军第49师少将旅长杨逢年因宗亲关系保护南洋坪乡亲（大部分姓杨）及红军游击队的事情。2016年1月11日上午，笔者专程到南洋坪采访了杨海清老人及其儿子杨顺南，他们讲了几件事：

    红军东路军撤离漳州后，有一位重要的领导因受伤在南洋坪养伤治疗，还有其他部分伤病员，国民党当局接到密报后，准备派兵去抓。该村族长、地方绅士、县议员杨添成与杨逢年有八拜之交，闻讯后即赶快派人到漳州“杨公馆”（杨逢年住处）找到杨逢年，杨听完来人讲述后，即出面干预说：南洋坪是小社，如果派兵去抓，那该社的猪呀鸡呀不被吃光才怪呢？阻止派兵去抓人。

    大约1933年夏天，闽南红三团的领导人卢胜、何浚、符义山等人在南洋坪村尾（西边）大榕树下的一间房子里开会， 国民党当局接到密报后，派杨逢年带兵“进剿”。进村后，杨逢年下令从村东头开始搜查，故意把动静搞得很大。卢胜等人闻警后，很快撤退进山，待杨逢年带兵到村西头时，参加会议的人已不知去向。当时村民就议论说，是杨逢年不想给南洋坪宗亲惹麻烦，故意这样做的。卢胜、何浚等红三团领导建国后都成为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笔者也曾自问：如果当时红三团参加会议的领导被抓，那红三团及这些人的历史可能要另写了。

    红军游击队领导张亚达（解放后任华安县县长），以篾匠身份在南洋坪村住了半年多，杨逢年早有耳闻，但他睁一眼闭一眼，并未派人抓捕。杨逢年有个部下杨尼姑，在漳州市区打锡巷开一家商行，因二层楼房子是用红砖盖的，人称“红楼仔”。红军游击队及地下党的很多人都在同杨尼姑做生意，在“红楼仔”进进出出，其中有赖高丁（解放后任南靖县委书记）、吴运琳（解放后任漳浦县副县长）、张亚达等人。杨逢年明知不问，听之任之。

    笔者曾问杨海清：杨逢年与红军是否有私下关系，你父亲有否提过这事？他回答未听父亲讲过。仔细一想，也是，如果杨逢年与红军有联络，那属于很高等级的机密，一般的交通员是不可能知道。但杨厚皮所讲的以上情况应是事实存在的。原因可就有些令人思考了。一是杨逢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南下投军，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侍卫，之后任国民革命军副团长、团长、旅长，时间约从1918年至1927年近10年间，他与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和毕业于黄埔的红军将领，应有交往有交情。如周恩来任广东省东江区（现汕头市）行政委员会主任时，张贞、杨逢年率国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第4师驻防汕头时，就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常有交往。二是漳州坊间早有传闻，1951年初杨逢年被逮捕入狱准备公审时，曾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一位红军高级将领（时任军队高层要职）派人带其亲笔信来漳，要保杨逢年不死。可惜来人到漳时晚了一天。三是红军在天宝大山十字岭与张贞部王祖清旅激战时，防御榕子岭一线的杨逢年旅，处于同一战场，枪炮之声相闻，战场形势已经明了，红军主攻方向在十字岭一线。王旅多次呼叫杨旅增援，杨旅未派一兵一卒，后才象征性派一个营增援，但大势已去。战后，有人评论杨、王平时不和，关键时刻杨旅为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此话虽是事实，但从当时战况推论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史海茫茫，这些也许只能成为“千古之谜”了。

三

    1947年，闽南地下党罗林被捕叛变后，漳州白区党的地下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同年冬，中共闽中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派林金妙来漳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7月，成立中共闽中漳州工作委员会（简称漳州工委），由林金妙任书记，周兴民任副书记，张方、陈均、朱鸿祥任委员。中共漳州工委在城市、学校、农村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工作组，到漳州解放时已发展70多名地下党员，并团结了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1948年8月，中共漳州工委派地下党员林燕联络林镜泉等革命知识分子集资创办了漳州大路书店。地下党利用这个书店，秘密联络革命同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开发行出售上海、香港等地进步书店出版的书刊，扩大了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的传播和影响。不幸的是，林镜泉突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了保护地下党组织和人员，中共漳州工委利用林镜泉是杨逢年大儿子杨碧海同学的关系，派人央求杨逢年出面解救。不久，林镜泉获释，漳州地下党免遭损失。杨逢年三女儿杨碧玲（79岁）告诉笔者：她知道有很多地下党人员被捕，是通过父亲放出来的，那时她虽小但已懂事，事后也听父亲讲过。

    杨碧海在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简称福建音乐，当时学校在永安）读书时，与学校同学、中共地下党员王良华、杨华、王雪章、叶林等关系密切，受地下党的委派，杨碧海和同学周建冰创办了“音乐学习杂志社”，中共地下党员叶林担任总编辑，社址就在杨碧海的租房内，该社成为学校地下党开会和联络的一个据点。受中共地下党人员影响，杨碧海思想倾向进步。1949年暑假回漳州后，他天天晚上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广播，向父亲杨逢年介绍中共中央提出的《约法八章》，朱德总司令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告》等，动员父亲不要去台湾或香港。之前，杨逢年的部属故旧已经为他出走做好准备，杨本人已到海澄准备离开大陆了。杨碧海按照漳州地下党领导的交代和承诺（不会杀他），用船把杨逢年接回漳州。

四

    1948年8月下旬，遵照中共闽南地委的指示，施耀和黎炳光专程到漳州市区部署组织“龙溪人民解放大同盟”（以下简称大同盟），派王子陵、严明、朱彬等人负责大同盟的筹组工作，同时还决定漳州电讯局地下党员吴诚并吸收郑图参加大同盟领导。不久在郑图家开会，正式成立大同盟，朱彬任书记，严明管组织，王子陵管宣传，郑图管社会调查。盟部就设在郑图家。这个组织为保护城市、保护工厂、调查敌伪情况，向游击队输送情报、人员、武装、药品、筹备粮草、迎接大军，支援前线，解放厦门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郑图时任福建省立龙溪中学（现漳州一中）语文和历史教师，是漳州一中革命启蒙老师，是漳州许多青年人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在他及其他进步老师精心培育下，全校有50多位学生加入了革命队伍，坚持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直至解放。在郑图影响下，全家有5人投身革命，大都为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解放后，郑图担任漳州二中副校长、漳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1977年2月病逝。2015年12月17日，笔者采访了漳州市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陈均（解放前任中共漳州工委委员）。他回忆说：当时地下党组织曾派郑图去做杨逢年的工作，动员他参加“解放大同盟”，为漳州的解放做些工作。杨逢年答应了，并做了不少工作。漳州市实验小学原特级语文老师廖亚瑄告诉笔者：父亲廖克明是漳州地下党员，解放前夕驻厦门蝴蝶照相馆（交通站）当交通员。父亲讲过一件事，即漳州临解放前，为开展革命宣传，要洗毛泽东、朱德的照片。接受任务后就是到杨逢年家完成的，几个人边喝茶边工作，这是漳州地下党负责人布置的，认为在“杨公馆”比较安全。漳州临解放时，国民党当局组织一批土匪欲进漳州市区搞洗劫、搞破坏，是杨逢年出面做工作阻止的。所以，漳州解放时，水、电等设施都没有受到破坏，照常运作。据陈均讲：刚解放时他在市公安处一科工作，见到杨逢年大约每周都要向科长吴庭华汇报社情、敌情。有一次，吴科长派他和另一武装人员（名字忘记了）同杨逢年一起到“长福村”（现百花村）去做土匪头子朱××的工作，叫他“自首”。因没见到朱××，杨逢年给他老婆做了不少工作。

    受杨碧海进步思想的影响，杨逢年次子杨碧漪解放前就参加地下党，1949年11月于厦门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学校福建分校，毕业后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某团担任连见习文化教员、文化教员等职，1954年1月退伍回漳州当小学教员直至退休。三子杨碧澜，也于1949年11月在厦门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学校福建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见习导演等职。听说后因婚姻问题精神受刺激“因病退伍”，先在北京，后回漳州。对于两个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杨逢年是积极支持的。1951年7月杨逢年被杀后，“杨公馆”门口还挂着两块“军属光荣”的牌匾。

五

    2015年11月23日，笔者采访了杨逢年三女儿杨碧玲（在漳州），据他讲：上世纪九十年代（具体年份不详），国民党二级上将张贞的二太太邵文英到北京，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接见和宴请，席间邵文英对邓大姐说：漳州的杨逢年是留下来为你们工作的，怎么把他杀了？应该给他平反。邓大姐答应过问此事。邵文英把此情况通报给了杨逢年的亲属。杨逢年的次女杨碧柳时任福建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福建主委，她给中共漳州市委领导写信，要求给杨逢年平反。此事余在某次闲谈中得到了证实，原龙溪地区副专员陈天才的女儿陈建英，时任漳州市对台部副部长，她见过此信，信上还有时任漳州市委书记李敏忠的批示，因不是她分管的，详情不甚了解。结果是不了了之，问题没有解决。

    杨逢年为何被杀？笔者在省市县各级档案馆找不到任何档案资料，司法部门找不到相关档案。

    2015年12月16日上午，我电话采访原龙溪地委组织部部长张怀书（时年89岁）。他说情况不太了解，他当时在地委组织部当干事，杨逢年被杀后组织部就搬进“杨公馆”，在前楼办公，门口还挂着军属光荣匾，杨家其他人也没受到冲击，没被定性为反革命家属。他建议找几位当事人做详细了解。之后，笔者于2015年12月先后采访了他们，情况比较清楚了。

    严明（时年90岁），老游击队员，时任公安处治安科副科长（无科长）主持工作，镇反时案件就他具体承办的。他说：按规定，国民党高级干部一般是不枪毙的。枪毙要经上面批准。他还说，镇反时公安处研究过，杨逢年不枪毙。1951年初我到福州干校学习，枪毙杨逢年这段时间不在漳州，情况不了解。但他认为杨逢年是不该杀的，是错杀，应该平反，这样才公道。

    陈均，中共漳州地下党负责人，时任公安处一科科员。前面提到，他知道解放后杨逢年同一科科长吴庭华一直保持联系，并为公安部门工作的。杨逢年被杀经过他不太清楚，但他认为杨逢年是不该杀的。解放前他为漳州地下党做了不少事，解放前夕他是有机会跑的，但地下党组织派人动员他不要跑，最后他选择留下来想为人民为新政府做些事。

    笔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有一位出面去动员杨逢年留下来的地下党员，临终前对亲朋们说：“我这辈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动员杨逢年留下来。到死我都心感愧疚啊！”

杨逢年次女杨碧柳生前曾对子女说过：你们外公在漳州被抓准备枪毙，省上派俩人去漳州调查把关，实际上想保他，可惜晚到了一天。后来又听说一位时任军队的高级领导命人带“手令”赶赴漳州，要保杨逢年不死，可惜也是晚到了一天。

        命乎，运乎？也许，这大概就是杨逢年的定数！

        作者系：漳州市旅游局原副局长、国家历史传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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