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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丽 红 　　

    一部中国书法史，是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推进的。也就是说，在书法艺术风格的发展流变中，继承和创新缺一不可。没有对传统经典的继承，创新便是无根之木；而若只是对传统的刻意模仿和复制，书法艺术便成了一潭死水。在书法创作中，由于观念形态的不同，有着意型和随意型两种不同的风格形态：着意型书风端庄严谨、恭守法度；而随意型书风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心情的表达和文化神韵的展示。后一类书法，看似率性随意，却不逾法度，笔墨内核之中饱含着经典元素的强力支撑。在我看来，这种书风就是对传统经典在继承中的一种个性化的发展。 　

    蒋思豫的行草书法，在看似随意的书风之中，显示出了他对于精进追求的努力和在创新之中始终对传统所保持的一颗敬畏之心。 　

   蒋思豫，字斯圉，号上渔（另有耜臾、思予、师愚、阿豫、江南布衣等别称），1914年４月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名门世家。其父是清末秀才，擅长书法。外祖父徐致靖，著名的“二王”书法家，光绪皇帝的翰林伴读，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英才，都由他保荐入朝。蒋思豫的远房堂舅徐悲鸿乃近代中国画坛泰斗，对蒋思豫指点甚多。蒋思豫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书画，对历代碑帖悉心揣摩，临习不息，为日后的书画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3年，蒋思豫由持志大学转入复旦大学。时于右任协助马相伯创立复旦公学并任校务委员、教授，对复旦的工作，于右任极为热心，人称“复旦孝子”。蒋思豫景仰于右任的道德文章，更对他个性卓然的书法心仪不已。他时时临习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对其形象结构、线条用笔用力甚勤。后因父亲去世，蒋思豫大学未毕业就到陕西省政府工作，曾与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一个大院共事。

   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武汉第三战区驻京办事处工作，后随李公朴去太原，在山西民族大学当教干。1938年日寇攻陷太原，蒋思豫返武汉入政治部三厅任宣传干事。据蒋老回忆，虽政局动荡，但他学习书法的热情不减，“当时上呈的行文都是由我誊写，我就当作书法练。”以后他又兼任报社编辑，并作为记者和特撰，亲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 当时这个政治部的第二副部长是周恩来。周恩来有时也主持每周一的孙（中山）总理纪念周。“周先生也谈三民主义，也谈国共合作，主题是一致抗日，力争最后胜利，他的一片真情诚意博得众人的崇敬。”做周恩来下属的这段经历，对蒋思豫后来的人生态度有深远的影响。

    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蒋思豫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来纪念，全文刊发在《镇海报》上。 在战地，蒋思豫有过数次生死考验。一次赴前线采访，正遇日军进攻，枪弹如雨，他的同行者只因将头稍抬高了一点即被削去半个脑袋。还有一次在重庆工作时，恰遇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在躲避时，前后与他相距数米的两位同事相继被炸身亡，蒋思豫却连弹片也未碰到，又侥幸逃过一劫。尽管战事如此紧迫，他依然不忘挥毫学书，从未中断，并利用机会向在重庆的沈尹默、伍蠡甫等书法大家请教，更与潘伯鹰、傅抱石频繁往来，切磋书艺，成为在当时中上层有一定影响的“秀才”。   

    1941年，蒋思豫重入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学习，后又考入当时的财政部财政研究学会，再转入粮食督导司等机构任职。 解放后，他因那段个人历史长期被关押，直到1976年除夕才回到阔别多年的镇海老家。他的夫人徐敏蕾女士20多年里含辛茹苦，靠做教师及变卖些家财把几个儿女拉扯成长，其中一个儿子因生活困难送给了他人。这些都令蒋老痛心不已，令他心痛的还有珍藏多年的大批书画真迹，包括郑板桥、张大千、于右任、徐悲鸿等人的珍贵书画，均难逃“文革”厄运，悉数被毁。大凡经历磨难之人，更懂得珍惜人生。数十年的风云变幻，跌宕曲折的人生历炼，不但未动摇蒋思豫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中国文化的追求，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仰。重获自由之后，蒋思豫将过去的磨难全部当作过眼烟云，置于脑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他所念念不忘的还是书法艺术。之后的数十年，他几乎足不出户，闲云野鹤般地当他的“草根野老”，他给自己立下四条誓言：一不参加任何书画组织；二不举办个人书画展览；三不收学生；四不出书画册集。也许正因有了这样的“四不”，才使他排除了方方面面的干扰，在书法艺术的探索上，出现了新的进步和突破。令蒋思豫记忆犹新的是，1947年7月，经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推荐，在于老的长子于望德的南京府邸，蒋思豫向“当代草圣”跪下磕头，恭恭敬敬地行了拜师礼。从此，得到于老的悉心面授指导。

 

    蒋思豫刻了一方“三原门下”印章，把于先生作为终生的学习楷模。蒋思豫认为，历代草书均缺少系统的科学方法，唯于先生在对历代草书大家作品进行系统整理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易识、易写、正确、美观”为原则编写了《标准草书》，这是个了不起的贡献。蒋思豫吸收其中有益成分，按自己的理解，逐步形成了朴茂厚实、简捷凝炼、运转持重又大气磅礴的草书风格。他的篆隶各体，也均有不俗功力：篆书质朴凝炼、格调高古；隶书结字工稳、平实古雅。胸襟的开阔与心气的平和，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早年他曾研习《芥子园》、《十竹斋》等画谱，打下了扎实功底。抗战期间，得到岭南派宗师陈树人的悉心指导，画艺大进。自此，常以画“梅、兰、竹、菊”自娱、遣兴。书画同源，蒋思豫把其娴熟的书法用笔技巧应用到绘画上，线条凝炼，构图生动，虽廖廖数笔，均意趣横生，甚见功力。蒋思豫的篆刻起步也不晚。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开始学习金石篆刻，曾由好友周泰京介绍，认识了周的留日同窗傅抱石，向他讨教、切磋篆刻技法，得益匪浅。之后，还拜华阳乔大壮为师，较为系统地学习篆刻技法，一度入迷，刻了百余方印章。抗战时期，他的这些篆刻作品用草皮黄纸装裱成印册，与著名书画家伍蠡甫教授的作品一起，在北碚的复旦登辉堂，搞了一个联展。时老舍先生也来参观，见到蒋思豫的篆刻长卷，知道是学子习作，甚为惊喜，连连点头称赞。 　

    重生之后，蒋思豫还以诗言志，创作了不少反映自己心声的诗歌，如“深夜步前庭，寒灯独自青。月随疏影去，一叶正飘零”，“白雪阳春非绝调，高山流水有知音”，“六十年来多祸患，苦中有乐却亦难。九秩望颐老未死，晚向夕阳看落山”。其中《归田自絮》诗反映他的生活与心态：“役赦归来近如何，健饭贪眠病不多。晨走海山迈阔步，暮蜷陋室习吟哦。客访疏酌谈往事，夜对荧屏赏雅歌。烟绝酒兴身爽朗，布衣粟黍免风波。” 　

    蒋思豫还喜以对联创作明其心志：“清思抱明月；高怀对古松”，“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宽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生机”。有时他还出以调侃：“千横万竖终寒士；百无一用是书生”，“竹杖茫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醒来明月；醉后春风”。 　

    他94岁时写的《思豫自嘲》诗：“夙运交华盖，八旬始惊雷。零丁贫困过，老天闭眼开。”百岁时写的扇面诗：“少年贫笈弃家乡，煮鹤焚琴六月霜。唾面自干腰不折，尘颜含笑看洛桑。”以及“士气峥嵘焉可侮；骨头如鼓作铜声”等联句，均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除了常以画梅、兰、竹、菊四君子寄托情志外，蒋思豫也刻过不少印章：“我魂清白”、“闾巷黔首”、“贫闲阁主”、“几度临池”、“苦乐我知”、“退一步斋”、“江南布衣”等，同样是心曲的表达。淡泊宁静的家庭生活，持之以恒的书法实践，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处世心态，让蒋老不但提高了书法艺术水平，更保养了健康、良好的身体素质。尽管他受过那么多磨难，但依然保持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当有小青年在他面前发牢骚时，他常会晓之以理，用两种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劝喻年轻人，令人肃然起敬。 　

    数十年的临池笔耕及名家大师的指点传授，使蒋老的书法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蒋思豫的居室仅为二室一厅的老式砖房，他的“书房”是从厨房里分隔出来的不足2平方米的斗室，长度不到140厘米、宽度不到70厘米的餐桌，就是他书写作品的书桌。尽管条件如此简陋，但并不影响他创作出气势磅礴的宏篇书法巨作。百岁高龄的他，在挥毫泼墨时，依然神完气足，笔力雄健，落笔果断，书写快疾。一张四尺大小的作品，仅寥寥数分钟即一挥而就。镇海正在建设中的“宁波植物园”五个大字，蒋老书写时也是一气呵成。其创作技巧之娴熟，运笔挥洒之自如，令观者叹服。 　　

    10多年前，著名书画家兼艺术鉴赏家谢雅柳就对蒋思豫的书法大为赞赏，认为他的书法与当时较有名望的几位高龄书法家相比，笔力上更胜一筹。中国美术学院首位书法博士生导师章祖安认为，“蒋老先生法书正气堂堂而灵动，甚佩且敬”。 　

 

    蒋思豫的书法作品虽在社会上流传不多，公开发表的更少，但一旦露面往往引起广泛关注。他92岁时用于体草书书写于右任先生留下的三章哀歌《望大陆》，在台湾展出时引起轰动。2011年4月，抗日名将张自忠的孙子张纪祖偕张灵甫妻儿专程来镇海看望老人，为他祝寿。蒋老年近百岁，尚未出过一本个人作品专集，但随着社会知名度的提高，他的“四不”信条逐渐被打破。起因是民革中央委员傅学文女士（邵力子夫人）推荐他参加市民革组织为顾问并成为市政协书画院的成员，镇海书画院、宁波市书法家协会相继聘请蒋老为顾问，日本大阪汉字研究会也将他聘为名誉理事，他的一些书画作品在展览中逐渐露面。 　

    为蒋老出一本作品集，是近年来不少领导和艺界同道的共同愿望。蒋老虽几次婉拒，但最终只得破例。他建议请镇海区政府与宁波市书协共同参与编纂，镇海区领导决定在2012年重阳节前出版此书。 　

    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镇海区政府与市书协精心组织落实，首先是搜集、挑选作品，从他的亲友、学生以及市档案局等处，共搜集到数百幅书作，对所有作品进行筛选，挑出了200余幅佳作，裱拓拍照后印出初样，再细细比较，决定取舍，确保总体水准。最终编入作品集中的有书法178幅，绘画18幅，印章48方。作品选定之后是校注，因作品绝大部分是草书，还有不少篆书，为方便读者，译文必不可少。接着，选定由权威的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余秋雨为《蒋思豫百岁书法集》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余秋雨称蒋思豫为中国书法艺术“持久的实践者”，称赞他的草书将于右任先生的风范“很好地继承了，又有所突破”，并因自己与蒋老是“宁波大同乡”而感到自豪。 　

    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先生为其题写书名，沈鹏和余秋雨都与蒋老素昧平生，却能惺惺相惜，让人感叹不已！蒋老的风范和魅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蒋思豫的行草书风出于碑学一路，然又融合了帖学的元素，以碑之质厚，溶入帖之流畅，使其书法用笔清正、骨力内含，又精致灵活、风神洒脱，可谓是以古为基，又自出新貌。蒋思豫认为：“学碑者大多关注碑之质厚，却少轻重缓急；主帖者多能得流畅之势，而乏凝重之质。运笔节奏越快，线质越难以凝重；结构越是端庄，节奏越难以展开。”因此，他学米芾、王铎，必去其张扬之气，而取其沉着痛快和优雅舒张；他学“二王”，是要学其沉稳舒徐和优美端庄。他在诸家书风中取其精要，又根据自己的审美追求进行取舍糅合，在博采众长之中逐渐形成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书写语言——简约质朴而内含激情，刚劲苍健又不失灵动；流畅潇洒而充盈骨力，激越翻腾而不逾法度。 

    蒋思豫行草书风的创新努力，是出于在艺术审美上与身俱来的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蒋思豫虽然出生于江苏宜兴，但长期在浙江学习和工作，无论在文化认同和文化气质上，他早就成了浙越文化的传人。浙越文化人格精神中刚劲其外、灵秀其中、刚柔相济的内核，也就是浙派书画所要传递和表达的一种主体文化内涵。文化制约着人性，也制约着书画家的审美选择。蒋思豫在行草书法中所追索的这种笔墨形态，正是积淀于他身心之内的文化人格精神的一种物化传递，是他与身俱来的文化心情的审美表达，也是对浙派书画文化精神的一种自觉张扬。 　

    蒋思豫随意性的行草书法，超越经典又不失法度，发自意中又得之意外，是一种经由理性揣度又洋溢着天性真趣的、有着强烈的艺术表现欲的高难度的创作。这种带有一定原创意义的书写，既需要坚实、深厚、广博的书法功底和学识修养，更不可缺少超群的天性和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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