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是近代最知名画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享誉中外的篆刻家、书法家、文学家。 清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四年）生于湖南湘潭白石铺杏子坞星斗塘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六时四十分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齐白石自署97岁）。青少年时代的齐白石曾在家务农，早年做雕花木匠，这段经历对其以后艺术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后从当地文人陈少蕃、胡沁园学习诗文、篆刻、书法、绘画，遂走上了以卖画、刻印为生的道路。中年又曾六出六归，遍览名山大川，丰富了自己创作的素材。以后又定居京华，实现了“衰年变法”。诗、书、画、印臻于完善，面貌一新，形成了自我风格。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时至耄耋之年，齐白石仍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上的创新，创作出了大量结合社会文化发展的崭新之作。

    除了通过艺术创作进行表达之外，齐白石的画论画跋也充分反映出画家求新求变的意识理念。他曾自题云：“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霄同。卅年删尽雷同法，赢得同行骂此翁。”还有“曾经阳羡好山无，峦倒峰斜势欲扶。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面对当时画坛传统势力的非议，齐白石坚持己见，治印“流俗之所轻也”以示回击，并说：“吾画不为宗派所拘，无心沽名，自娱而已，人欲骂之，我未听也。”另作诗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事实上，齐白石从未对中国画传统作过任何贬低，只是他更推崇徐渭、石涛以及近代吴昌硕创新求变的精神，而与“正统画派”守旧泥古的绘画观念格格不入。“余画山水二十余年，不喜平庸，前清除青藤、大涤子外，虽有好事者论王姓（王石谷）为画圣，余以为匠家作。” 在《白石诗草》中，齐白石还写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甚至又有“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之语。通过仔细研究齐白石书画风格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其以将创新的理念真正落实到了每一个阶段。

    齐白石的山水画，是一个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世界，是遥远的桃源仙境与批评的田园牧歌相融合的笔墨天地，是他内心对自然、对生活的种种怀想与感悟。具体而言，齐白石40岁之前创作的山水画习惯上被划为风格的早期。现存最早的齐白石山水画应为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山水人物图》，上款为“凤鸣”，钤“齐伯子”、“名璜别号濒生”印。这一时期的山水画，总体而言是仍未脱《芥子园画谱》的束缚，构图仍嫌刻板，个人风貌尚未生成。中晚期山水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的方面：一，山水画创作基于丰富的写生素材而生动有致。第二，作品构图单纯，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余近来画山之照，最喜一山一水，或一丘一壑。”第三，笔墨简练，如山水造型现有层峦叠嶂之态，纯以水墨，极少皴擦，及至晚期则笔锋更大，侧锋平涂更多，他曾自谓“……生平喜画桂林一带风景，奇峰高耸，平滩捕鱼，即或画山居图，也都是在漓江边所见”，可知这些变化并非来自画家的空想，而是具有现实根据的迁想妙得。至中年开始，齐白石的山水画就受到画坛保守势力的非议，但他坚持己见而毫不动摇，显示出艺术大师特有的执著和坚忍不拔的品格，正如其在作品上的题诗“渡湖过海不知休，得遂初心纵远游。行尽烟波家万里，能同患难只孤舟。”

    齐白石在人物画领域入手最早。早年的齐白石不仅绘制了大量的人物肖像画作品，更主要的是创作了大量的仕女画。这些仕女画的风格既受到了民间绘画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清代江浙地区画家的风格启发。如《伏虎仕女》的仕女造型有黄慎、王素的特点，笔墨线条则掺入了何绍基书体的韵致；再如齐白石34岁绘制的《放风筝》、《玩铜钱》、《拍球》、《踢毽子》中，用笔多折行，逼似钱慧安；而更多的作品则通常将黄慎、钱慧安两家风范融合，而画出被当地誉为“齐美人”的动人样式。中年后的齐白石更钟情于女性形象的描绘，并把她们作为美与善良的化身加以颂扬，同时不断拓展题材，变化风格。《白衣大士图》慈悲含笑，情态动人；《红线盗盒图》描写的是唐代红线女为平息战争而盗金盒的故事，寄托了齐白石希冀天下太平、人间幸福的美好愿望；《黛玉葬花图》、《麻姑献寿图》中的人物宛若温婉纯真的少女，婀娜而美丽多情；而《抱儿妇图》则以日常习见之母子亲情为题，是对不加矫饰的女性质朴之美的赞美与肯定。除了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外，李铁拐、钟馗等神仙人物也是齐白石一生特别喜爱的画题，二者皆为容貌丑陋的神界人物。人们既敬畏他们的法力无边，又因为他们心地善良而亲近、赞颂他们。依据李铁拐、钟馗等在人们心目中的这些特点，齐白石做出了富有想象力和创作性的艺术实践，他不仅在造型上进一步将他们生活化、人间化，同时还平添了几分诙谐、几分幽默，甚至是几分揶揄、几分调侃。对社会、人生的不尽关怀与期待，令齐白石晚期的人物画出现了一些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毕卓像》是以历史上的忠贤典范来反衬当时的腐败恶吏；《不倒翁图》以讥讽挖苦的方式揭露旧社会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而《牧牛图》则是对早年生活的一种唤醒与追忆，洋溢着挥之不去的乡情乡思。

    齐白石的花鸟画构成了其艺术创作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观天地之造化”的齐白石自然达致“万物富于胸中”，而“腕底有鬼神”的无上妙境。画家善于因势利导地以一虫一卉的描绘，删繁就简地建构出微观而真切的花鸟世界，幅幅却又全无雷同相似之感。众香国中的牡丹、芍药、紫藤、牵牛、玉兰，与昆虫世界的蜜蜂、蜻蜓、螳螂、飞蝶，被组合穿插成一个个“形神兼备”而变化多端的造化奇观。齐白石更擅长作杂画，在此，飞禽走兽、鱼虾螃蟹每每是画面的主角，而白菜、葫芦、瓷瓶、瓦罐等，化平凡为神奇，屡屡登堂入室，这不仅展露了画家取材的百无禁忌与涉猎的广阔宽泛，也突显了齐白石的“我行我道”、“我有我法”的个性精神。在具体风格上，如早年的《工笔草虫册》笔致稚拙而天真浪漫，中年的作品则借古开今而“扫除凡格”，晚年的画作更是笔墨恣肆而戛戛独造。尤其是“衰年变法”以后的花鸟画作品，给人留下了千变万化、异彩纷呈的观感。其原因即得益于画家运笔驱墨、施彩上色的“百变神通”，工笔与写意甚至大写意的各体兼备，即便是同时处理同一题材，齐白石也能够变化出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如画四季花卉，能有新生、繁茂和凋零的分别，就是画秋天的残荷败蕾也能分出新秋、中秋和晚秋的不同。由此充分展现出齐白石的转益多师、兼能俱工，以及为造化传神写照的艺术精神。

    在齐白石的绘画创作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画的蟹与虾。齐白石画蟹除了源于生活外，其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也推动了风格样式的一变再变。他曾说：“余之画蟹七十岁以后为之一变，此又一变也”，“寄萍老人八十七岁所画，八十之前不能为也。”具体来说大概有三个阶段。早期蟹壳作墨团状；50岁左右画蟹则将蟹壳化为黑墨一团，既不能表现壳的凹凸不平，也难画出壳的质感，蟹之大钳往往开张，两眼近似逗号；55岁左右至70岁的蟹壳往往由数笔画成，蟹壳有明显的笔痕，而蟹之大钳不长，两眼呈细长形；晚期蟹壳往往画成三笔，每笔皆有深浅，蟹壳、长足皆有质感，用水墨法表现蟹足的细毛，堪称一绝，自成一格，是故齐白石也自诩道“老来画法无来由，别有西风笔底秋”。在题《蟹》时也有“古今画蟹者神形俱似能有几人，非庵心忻于余，未足千古评定也”之语。

    齐白石画虾，绝大多数为河虾，名为“长臂虾”，同样早期、晚期各有体貌。60岁之统称早期，但在早期中似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齐白石66岁时曾说：“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浅，此三变也。”即50岁前处于摸索期，主要参杂古人笔意，不能生动地加以描写；50岁左右达到逼真；60岁左右开始出现深浅墨的变化，但整体而言仍是造型简单，墨色单一，较少质感，缺乏动感，过分追求“似”。70岁后统称为齐白石画虾的晚期，此时画虾以“白虾”为模特，又脱出形似的牢笼，笔下之虾造型各异，有笔有墨，虾须不直即倒，极富书法运笔的韵味，而动感、质感兼备，达到了神形俱佳的化境。

    除了绘画，齐白石在书法、篆刻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书法刻苦借鉴古人，又不为古人所限制，创出别具一格的“白石体”。其书法演变大致有三个阶段，即单一摹仿期、多体摹仿期、化古为己期。40岁前为单一摹仿期。26岁拜胡沁园为师，其书法由馆阁体改为学习何绍基书体。40岁以后至60岁进入多体摹仿期，在这一阶段齐白石先后从金农、李北海等古代书家风范中获得灵感，不仅学其“形”，而且也力求得其“神”。齐白石晚年书法形成自己的面貌，其行书烂漫奔放，稚拙自然，气象旷达而排卮，独开生面；篆书则布白格局奇特，内力腾跃雄逸，创出一家范式；特别是题画行书，更是天然浑成。正如李可染所言：“齐白石的字写得很好，力能扛鼎，成就最高。”齐白石不仅是一位具有“神采”与“意气”的大家，可贵的是他还是“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的真正艺术骄子。

    篆刻更能折射出齐白石的艺术气质及人生修养。齐白石视篆书为刻印的根本，他认为“根本不明，章法、刀法就不能精确，即使可得能够稍和规矩，品格仍是算不得高的”。其篆刻最早走的是丁敬、黄小松一路。后得《二金蝶堂印谱》，乃专师赵之谦的篆刻风格。后得见《天发神谶碑》而刀法一变，继后又见《三公山碑》篆法又为之一变。最后从石鼓文中得到灵感，篆法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最终形成朱文印笔画多瘦劲，尤得其“劲”；白文印笔画华滋，尤显其“厚”，“胆敢独造”，“超越千古”。

    齐白石的艺术创作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而将如此多样多变统合起来则是齐白石对平凡朴素品质的秉持与尊敬，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爱，它们构成了一条贯彻其创作生命始终的“剧情主线”。通过这些具体而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的回眸与前瞻，他的欣喜与悲情，他的牢骚与幽默，他的人生感悟与体会，都朴实无华、自然而然地熔铸于笔端，落实于画面，并提升为一种深沉凝重的民族情感，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一种博爱的宽阔胸怀。